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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内庭在沃尔特·E. 霍夫曼法院大楼[1]四层的西侧翼，内部有一套相连的办公室，我手下的法院职员都在此工作。每到将要宣布判决的上午，这里的气氛总是与平常不同。所有工作人员都比平常安静，表情也更加肃穆。假如你曾到过联邦监狱，就能明白大家为何这样了。联邦监狱是非常可怕的地方，那里的运作方式让囚徒的人性都逐渐泯灭了。再瞧瞧我们的入狱率，几乎比其他国家要高出七倍，甚至比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都高。一个社会居然需要把这么多人关起来，难免令人感到不安。

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绝不是我喜欢的那部分。我的职员都明白这一点，所以总是在这样的上午给我留一些个人空间。因此，当我走进小厨房，给自己倒了点儿咖啡时，我不无惊讶地听到杰里米·弗里兰的声音从他的办公室里传来。

“法官阁下，您现在有空吗？”

杰里米快四十岁了，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沙褐色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一直坚持锻炼，每周的跑步量至少有二十英里[2]，身材保持得很好。来上班时，他总是穿着剪裁合身的西装，并完美地搭配着各色领带。他的性格较为柔弱，而且至今未婚，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个同性恋，不过我们从来没谈过这个话题。促使弗吉尼亚州对同性恋婚姻解禁的波斯蒂克诉讼案[3]，就是在我们法院下达的判决。我对杰里米表示过，我觉得该案法官所下的判决是非常公正有力的，而且对于美国的公民权利而言，这是一次姗姗来迟的胜利。作为回应，他只是冷静地分析了一下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4]。

杰里米的正式头衔是“法院专职文员”，但是千万别被“文员”一称蒙蔽了。他是一名律师，凭借丰富的经验多次将我从尴尬棘手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在联邦法庭上，有许多规程都是不成文的，而是在数十年的具体操作惯例中演变出来的。我刚离开参议院前来就职时，已经把这些规程惯例都忘得差不多了。而杰里米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多亏了他，我才能显得胸有成竹。

此前，杰里米一直在一位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手下任职。那位法官退休了之后，杰里米同意接受挑战，从上诉法院调任地方法院，手把手地帮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法官。他给我收集所需的材料和数据，管理年轻的法院职员，提前起草常规性的判决，并且在复杂的案件上充当智囊团。我总是跟杰里米说，他是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有史以来最棒的专职文员，此话绝非虚言。

我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口。他的办公室就跟他本人的外表一样整洁。他养了一些植物，像对待宠物一样地爱护它们，而他对待自己真正的宠物就像对待孩子一样。他的宠物是两条鱼，名叫瑟古德和马歇尔，名字取自他最喜欢的最高法院大法官[5]。

“抱歉，打扰了，”他说，“我只是想告诉您，今天早上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打来电话。我跟他说了，我们无可奉告，但他还是希望跟您通话，并且保证绝不录音。我回答他不行，但我觉得您至少应该知道有这么回事。”

先是《华尔街日报》，接着又是《纽约时报》。这个斯卡夫朗竟然如此神通广大？

“好，”我说，“谢谢你。”

“此外，我还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个名叫史蒂夫·波利蒂的记者，自称为一个叫‘理性投机’的网站写报道。那是一个发布投资信息的博客，由这个叫波利蒂的家伙自己运营。博客的名字不叫‘理性投资’，而叫‘理性投机’……我登录那个博客看了一下，内容嘛……依我判断，全是些传闻和影射，就像一份给金融投资者看的八卦杂志一样。他声称这个博客每月有超过两百万的独立访问量[6]。”

他为什么也关心斯卡夫朗案？

“好吧。我们当然还是无可奉告。”我说。

“当然。”

有好一会儿工夫，我都伸长脖子盯着杰里米桌子上的监控画面显示器看。我们的法院大楼早在大萧条[7]时期就建起来了，虽然外表看上去颇为老旧，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大楼里处处都隐藏着监控摄像头。法官内庭外的走廊上，有两三个角落是装了摄像头的。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当有人进来时，我们能先从监控画面上看到来者何人。负责给我担任法官助理的琼·史密斯不喜欢在桌子上放个监控画面显示器，于是这玩意儿便被摆到杰里米的办公室了。

此刻，跟大多数时候一样，走廊里空空如也。但我仍然盯着显示器屏幕看，只觉得自己脑中也一片空白。

我喃喃地对杰里米道了谢，然后端着咖啡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试图像以前一样正常工作：再看一遍将要开庭的案子，并且反复思考该如何给出公正的判决。

可是，这天上午，我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我频频望向窗外，诺福克市区林立的大楼使天空的边缘变成了锯齿状，每当我沉思时，总是会盯着这片天空发呆。但此时此刻，我心里想的全是孩子们。

我把糟糕的念头全都赶走，努力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我想起，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萨姆和爱玛每天早上起床的情景。萨姆总是要起得早一些，但没有妹妹做伴，他从不单独下楼。起床后，他就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等着爱玛叫他。

一旦听到爱玛的声音，萨米[8]就会跑进爱玛的房间。他总是轻轻地抱着她——他们以前一直睡在同一张婴儿床上，已经习惯了这种亲密的相处模式——直到她宣布自己要起床下楼了。虽然萨姆只比爱玛高两英寸[9]、沉十英磅[10]，但是他每天早上都背着妹妹下楼，来到起居室。

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和艾莉森对此的喜爱之情自然不必言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床上多躺一会儿，悄悄地倾听他们的欢声笑语；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蹑手蹑脚地起床，站在卧室的门后，偷偷地看着他们嬉戏玩闹。

我默默地沉浸在这份美好的回忆中，突然，我感到手机振动了。我拿出手机，屏幕上来电显示的名字是：艾莉森。

“喂。”我接起了电话。

“贾斯蒂娜有一顶假发。”她说。

“什么？”

“我说，贾斯蒂娜有一顶金色假发。”她又说了一遍，并且重重地强调了最后四个字，仿佛这四个字就能说明一切，“我在她住的小屋里发现的。就在她的衣柜里。”

“对不起，我没明白。贾斯蒂娜的衣柜里有一顶假发，那怎么了？”

“她为什么会有一顶金色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