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空中的G字

他的卧室现在变成了起坐间，因为安在墙上的床已经翻起。斯佩德拿了布里姬·奥肖内西的帽子和大衣，让她在一张有垫子的摇椅上舒舒服服地坐着，然后打电话到贝尔维迪旅馆去。对方说凯罗上戏院去还没回来。斯佩德留下电话号码，要求凯罗回来立刻回话。

他在桌旁的扶手椅上坐下，开门见山地跟这姑娘讲起几年前西北部发生的一件事来。他讲话的口吻平铺直叙，索然乏味。没有什么地方加强语气，也没有停顿，只是偶尔把句子稍作更改，重复一遍。好像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每个细节都应该照当时发生的情况加以叙述。

一开头，布里姬·奥肖内西不大注意听，显然对他就此讲起故事来并不感兴趣，倒是有点觉得奇怪。她一心想知道他讲故事的用意，对故事本身可没胃口。不过他一路讲下去，讲到后来，故事的情节渐渐吸引了她，她听得出了神，一动也不动了。

一个名叫弗利特克拉夫特的人，有天离开他在塔科马[1]的房地产办事处去吃午饭，就此一去不回。他原约定当天下午四点以后跟人家去打高尔夫球，结果失约了。尽管这场球是他出去吃午饭前不到半小时主动约的人家。他的老婆孩子再也没看到过他。老婆和他应该说相处得还不错。他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他在塔科马郊区有自己的住宅，一辆新的派克牌汽车。凡是养尊处优的美国人该有的生活用品他应有尽有。

弗利特克拉夫特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七万美元。由于他在房地产买卖上经营得法，到他失踪那时候已经挣下了价值二十万美元左右的产业。他的业务有条不紊，虽然也有一些未了结的零星事务，足以说明他事先没安排好就失踪了。比如说，有一笔买卖，利润相当可观，原该在他失踪后的一天成交。他走的时候身边只有五六十元钱，人们怀疑他可能干了什么坏事，不然就是有了外遇，然而根据他一贯的生活习惯看来，两种怀疑都可以完全排除。

斯佩德说，“他这一走，就像个攥紧的拳头，手一放开，就没了。”

他正讲到故事的紧要关头，电话铃响了。

“喂，”斯佩德对话筒说，“凯罗先生吗……我是斯佩德，你现在能上我这儿——波斯特街[2]——来一趟吗？……是啊，我想是这样。”他看了那姑娘一眼，噘起嘴，然后很快地说：“奥肖内西小姐在这儿，要见见你。”

布里姬·奥肖内西皱皱眉头，在椅子里动了一下，不过没出声。

斯佩德把话筒放下，跟她说道：“他一会儿工夫就到。再说，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到了一九二七年，我在西雅图一家大的侦探事务所里工作，弗利特克拉夫特太太来了，告诉我们有人在斯波坎[3]看见一个人，很像她的丈夫。我上那儿去了。果然是弗利特克拉夫特，他在斯波坎用查尔斯——那是他的名字——皮尔斯的姓名已经待了几年了。他经营汽车业，一年能净赚二万到二万五千美元，又有了妻子，一个小儿子。在斯波坎郊区有自己的住宅，逢到社交频繁的季节，还常常约人下午四点一块儿打高尔夫球。”

人家并没有很明确告诉斯佩德，找到弗利特克拉夫特以后该怎么办。他们就在达文波特旅馆斯佩德的房间里谈了一下。弗利特克拉夫特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给他第一个家庭留下的钱足够供他们过上好日子。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情合理。唯一伤脑筋的就是能否把这番道理对斯佩德讲清楚。他从来没对别人谈起过这件事，所以也用不着盘算怎样才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这回他就试试看。

“我一听就明白了，”斯佩德对布里姬·奥肖内西说，“可是弗利特克拉夫特太太不明白。她觉得这件事真是莫名其妙。也许是莫名其妙吧？不过结果倒还不错，她不想惹出什么流言蜚语，再说他对她耍了这么个花招之后——这是她的看法——她也不想要他了。于是他们悄悄离了婚，一切都皆大欢喜。

“原来当年他碰到的是这么回事：他去吃午饭时，经过一座正在兴建的办公大楼，房子刚搭好架子。不知是一根横梁还是什么的，从八九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轰的一声砸在他身边的人行道上。紧挨着他擦过去，幸亏没碰着他。但人行道却砸碎了一块，这块碎片飞起来打在他脸上。虽说只擦掉一块皮，我看见他的时候脸上还留着个疤。他跟我说起这事时还用手摸摸这块伤疤——嘿，还挺有感情的——当然啦，他说，他那时吓坏了。不过他只是受了打击，倒不是真正的受惊。他觉得这就像有人把生活的盖子揭开，让他看看里面是些什么东西似的。

“弗利特克拉夫特一向是个好公民，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这么做并不是由于外界的压力，只不过因为他是个一帆风顺，养尊处优的人。他一向就是被这样教养成人的。他所认识的人也同样如此。他熟悉的生活就是事事有条不紊、负责、踏实。现在，一根掉下来的横梁向他作了启示：生活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这个好公民、好丈夫、好父亲，很可能就在从办公室到饭店这段路上被一根掉下来的横梁意外地送掉命。他那时意识到人们会惨遭横死，能活下来只不过是由于侥幸碰运气罢了。

“本来，扰乱他心情的倒不是老天不公道。自从开头受了打击之后，他已经认命了。扰乱他心情的是在他安排得有条不紊的事情中，发现自己跟生活不仅不合拍，而且脱了节。在还没有适应生活里出现这个新情况之前，他感到自己再也安不下心来了。所以他吃完午饭，就想出了适应新情况的主意：既然他的人生可能会被意外掉下来的一根大梁结束，那么他何不也意外地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索性一走了之呢。他说，他自忖还一如既往地爱他的家庭，不过他知道他留下的财产已足够赡养他们。因此他对家庭这份眷恋并未给分离带来什么痛苦。

“他当天下午就到了西雅图，”斯佩德说，“从那儿乘船到旧金山。他到处流浪，后来漂泊到西北部，就在斯波坎安顿下来，结了婚。他第二个老婆看上去不像第一个，虽然相貌不同，却也有很多共同点。你也知道，就是那种会玩玩高尔夫球、打打桥牌、喜欢新的色拉烹调法的那种女人。弗利特克拉夫特对自己做的事并不后悔。对他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我看他竟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又回到了他从塔科马跳出来的老一套生活方式里了。不过这一套我倒也一向喜欢。他过去这样做是因为需要适应掉下来的横梁，后来再没什么东西掉下来，他也就适应于再没掉下什么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