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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手指戳了戳这几根长长的俄国香烟，把它们整齐地排成一排，一根挨着一根，接着吱呀一声往椅子上一靠。你再怎么着也不能丢掉证据。这么说它们是证据。可证明什么呢？证明一个男人偶尔吸过大麻烟，证明任何新奇的滋味似乎都会对他产生吸引。另一方面，许多好勇斗狠之徒也吸过大麻，还有许多乐队里的乐师和高中生，以及那些不再想守规矩的好姑娘。美国版的印度草。一种哪里都能生长的烟草。如今种植这种东西是不合法的。对于一个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很多事情。

我坐在那里，吸着烟斗，听着打字机在办公室隔墙后面发出咔哒咔哒声，听着好莱坞大道上交通灯变换时的当当声，还有空气中沙沙的春天的声音，就像一只纸袋在水泥人行道上一路迎风簌簌。

这几支香烟个头挺大，不过很多俄国烟都是这样，而且大麻是一种质地粗糙的烟叶。印度大麻。美国版的印度草。证据。天啊，女人们戴的都是什么帽子啊。我的脑袋疼。疯子。

我拿出小折刀，展开一片锋利的小刀片——那片我没有用来清过烟斗的，然后伸手拿起一根香烟。警方化验师就是这么做的。沿着中线划开，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里面的东西，这是开始。说不定这里头就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可能性不大，可那又怎么着呢，反正他按月领工资。

我沿着中线划开了一根。烟嘴部分很硬，要划开不太容易。好吧，我是个硬汉，不管怎样我还是划开了。想要拦我你就试试。

一张薄薄的、卷成卷的硬纸片被切成亮闪闪的几截，从烟嘴里部分伸展开来，露出了上面的印刷文字。我坐直了身子，笨拙地伸手去抓。我努力地想把它们按次序在桌子上展平，可它们老是滑来滑去的。我又抓了一根香烟，眯起眼睛往烟嘴里看。然后我开始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刀片。我把香烟的烟嘴那截从上到下捏了个遍。这一部分的纸壁都很薄，你能感觉到下面的质感颗粒。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切下烟嘴，然后再用加倍的小心沿着它的纵轴往下切，不过仅仅是到位即止。切开的烟嘴下面露出了又一张卡片，卷成一个卷，这次完好无损。

我如获至宝般地将它展开。那是一张男人的名片。淡淡的象牙色，和白色只有一步之遥。名片上面镌刻着颜色很浅的文字。左下角上有一个谧林高地的电话号码。右下角上镌刻着：“只见预约访客。”名片中间的文字字体稍大，但同样很不起眼：“朱尔斯·亚姆瑟。”下方，一行稍小的文字：“精神医师。”

我拿起第三根香烟。这次，我没有动刀，而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张卡片掏了出来。两张卡片一模一样。我又把它塞回了原位。

我看了看表，把烟斗放进烟灰缸，然后为了确定时间，又看了回表。我用一部分绵纸卷了那两根切开的香烟和那张割开的名片，又用另一部分绵纸卷了那支完整的、里面塞着卡片的香烟，然后把两包东西都锁在了桌子里。

我坐下来，看着名片。朱尔斯·亚姆瑟，精神医师，只见预约访客，谧林高地的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三张这样的名片卷在三支大麻烟里，装在一只中国或日本丝绸做的烟盒里，烟盒上还镶着仿玳瑁框，这样一件外贸商品大概值三十五到七十五美分，可能来自任何一家东方商店——“会飞星”、“朗星通”，诸如此类的地方，店里面一个彬彬有礼的小日本对着你嘶嘶作声，你如果对他说，那种叫“阿拉伯之月”的香料闻上去跟青楼后堂里的姑娘一样，他也会对你开怀大笑。

而这一切都装在一个翘了辫子的男人口袋里，他还有另一只货真价实，极其昂贵的香烟盒，里面装着他实际享用的香烟。

他一定把这只烟盒给忘了。这说不通。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他的。也许这是他在哪家旅馆的门厅里捡到的。然后忘了自己身上还有这么件东西。忘了把它上交了。朱尔斯·亚姆瑟。精神医师。

电话响了，我心不在焉地接了起来。话筒里传来一个冷静坚毅的声音，像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警察。是兰德尔打来的。他声音不大。他是那种冷若冰霜的类型。

“这么说，你不知道昨晚那个姑娘是谁？她在大道上让你搭了车，而且你还是步行到那里的。你谎撒得真好，马洛。”

“也许你有女儿，那样的话你也不会乐意见到扛着相机的记者从灌木丛里跳出来，拿闪光灯往她脸上招呼。”

“你对我撒谎了。”

“不客气。”

他沉默了半晌，仿佛是在就某件事拿定主意。“这件事儿就算了，”他说，“我见过她了。她进屋来，跟我讲了她的故事。她的父亲是一个我认识而且尊敬的人——真是碰巧。”

“她告诉你了，”我说，“然后你也告诉她了。”

“我告诉了她一丁点信息，”他冷冷地说，“出于某个原因。我给你打电话，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这项调查会秘密进行。我们有机会摧毁这个珠宝盗窃团伙，而且我们打算抓住这个机会。”

“哦，今天早上的案子是一桩团伙谋杀。好吧，你说了算。”

“顺便说一句，那只怪怪的香烟盒里有大麻粉末——就是那只上面有龙的烟盒。你确定没有看到他从那里拿烟出来抽？”

“非常确定。我在场的时候，他只抽过另外一只烟盒里的烟。不过他并没有一直跟我在一起。”

“明白了。嗯，就这样吧。记住我昨晚对你说的话。不要打这个案子的主意。我们要你做的就是保持沉默。否则——”

他顿了一下。我对着话筒打了个哈欠。

“我听到了，”他厉声说道，“也许你以为我没办法说到做到。可我做得到。你只要乱动一下，我就把你作为重要证人关起来。”

“你是说，报纸不会得到这个案子的消息？”

“他们会知道谋杀案——但他们不会知道这背后的事情。”

“你也不知道。”我说。

“我已经警告过你两遍了，”他说，“不会有第三遍了。”

“你的话真多，”我说，“对于一个手里捏着所有王牌的人而言。”

这话一出口，那头的电话就毫不客气地挂上了。好吧，见鬼去吧，让他自己办这个案子吧。

我在办公室里四下走了几步，好冷静下来，然后给自己买了一小杯烈酒；我又看了看表，看不出时间来，于是又一次在桌子前面坐下。

朱尔斯·亚姆瑟，精神医师。只见预约访客。给他足够的时间，付他足够的金钱，他就能治愈一切——从了无兴致的丈夫，到一场蝗灾。他会是一个专家，专业领域包括受挫的婚外恋，独守空闺、寂寞难耐的女人，四处漂泊、不给家里写信的少男少女，同时还擅长解答“房产到底是现在卖还是再等一年”，“这个角色是会损害我的公众形象还是让我显得多才多艺”之类的问题。男人们也会偷偷摸摸去找他——那些强壮的大块头，在办公室里像狮子一样咆哮，可马甲之下却全是一群软蛋。不过找他的主要是女人——喘着粗气儿的胖女人，脸颊通红的瘦女人，爱做梦的老女人，还有自认为可能有恋父情结的小女人：各种大小，尺寸，年龄的女人，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有钱。朱尔斯·亚姆瑟先生可不去县医院值周四的班。他的服务都是现场付现钞。那些有钱的婊子连牛奶账单都要上门去催，却乐意当场掏钱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