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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拨通贝城格雷尔家电话的时候差不多是晚上十点。我本以为时间已经太晚了，大概是找不到她了，可我错了。我连过女仆和管家两关，终于在电话线那端听到了她的声音。她听上去轻松愉快，为晚上的活动做好了充分准备。

“我承诺过会给你打电话的，”我说，“现在是有点晚了，可我今天事情很多。”

“又打算放我鸽子了吗？”她的语调中多了一丝寒意。

“应该不是。这么晚了，你的司机还干活儿吗？”

“我叫他干到几点，他就干到几点。”

“那就到我这里来把我接上怎么样？我马上就要使劲往我的毕业典礼服里钻了。”

“你真有心，”她拖着长腔说，“可我究竟该不该费这个力气呢？”亚姆瑟对她语言中枢的治疗真的非常出色——如果她的语言中枢一开始真有问题的话。

“我给你看我的那幅蚀刻画。”

“只有一幅蚀刻画？”

“我这公寓只有一个房间。”

“我听他们说过这种玩意儿，”她又拖着长腔说，然后突然换了个语调，“别那么羞羞答答。你的身材非常棒，先生。要是有人敢在这一点上胡说，千万别理他们。把你的地址再告诉我一遍。”

我把地址和房间号跟她说了。“公寓楼大门上锁了，”我说，“但我会下去把门闩拉开的。”

“很好，”她说，“这样我就用不着带撬门棒了。”

她挂断了电话，留给我的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刚刚是在和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一样。

我下楼来到门厅，拉开门闩，然后回去冲了个澡，穿上睡衣，在床上躺下。我睡了过去，像是足足睡了一个礼拜。我又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拉开房门的门闩——这件事之前让我给忘了——然后像是踩着又硬又厚的雪堆一样走进小厨房，拿出两只杯子喝一瓶威士忌甜酒——这酒是我为了进行一次真正高端的引诱行动而专门剩下来的。

我又在床上躺了下来。“祈祷吧，”我大声说道，“除了祈祷，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我闭上眼睛。房间的四面墙似乎像船舱一样有节律地震颤着，静止的空气似乎滴着湿漉漉的雾气，随着海风沙沙作响。我闻到了废弃船舱中的那股发馊的恶臭。我闻到了机油的味道，看到了一个穿紫衬衫的意大利佬在一只裸露的电灯泡下，就着他爷爷的眼镜在那里读报纸。我顺着一道通风井，不停地向上爬呀爬。我爬上了喜马拉雅山，两脚落地时站在了山巅之上，一群拿着机关枪的家伙把我团团围住。我跟一个黄眼睛的小个子说话——这双眼睛不怎的似乎特别有人情味；可他是个混黑道的，说不定还更糟。我想到了那个红头发、紫眼睛的巨人，他大概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人了。

我的思绪停住了。在我那双紧闭的眼睑后面，有光在移动。我迷失在了太空中。我是个一等一的大傻瓜，刚刚从一场徒劳的冒险中返回。我是一包一百美元的炸药，爆炸时的声音就像是当铺老板的面前出现了一只一美元手表。我是一只粉头大甲虫，顺着市政厅大楼的一侧一路向上爬。

我睡着了。

我醒得很慢，很不情愿，我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上反射出来的灯光。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挪动着。

那东西的动作鬼鬼祟祟的，声音很轻，步子很重。我屏息聆听。然后我慢慢地转过头去，视线落在了驼鹿马洛伊身上。房间里有阴影，他就在阴影里挪动，悄无声息得就像我上次见到他时一样，手中的一把枪闪着实用高效的油黑光泽。他拳曲的黑发上扣着一顶推向脑后的帽子；他的鼻子嗅着空气，像一条猎犬。

他看着我睁开眼睛。他轻轻地走到床边，站在那里，俯视着我。

“我收到你的条子了，”他说，“所以我就来了，后面没跟尾巴。我在外面没看到警察。如果你这是在设局，那就有两个人要横着出去了。”

我在床上微微一滚身，他立刻伸手去摸枕头下面。他的脸盘依然很宽，面色苍白，那双深陷的眼睛不知怎地依然显得很温和。今晚他穿了一件大衣。衣服紧紧地贴在他身上，肩膀上的一道线缝已经绽开了，看样子是勉强套上身的。这应该是店里头最大的尺码了，但对驼鹿马洛伊来说还是不够大。

“我就指望着你能来，”我说，“没有一个警察知道这件事情。我只想见你。”

“接着讲。”他说。

他侧步挪到桌子边上，把枪放下，用力扒下身上的外套，坐进我最好、最舒服的一把椅子里。椅子咯吱作响，但没有散架。他身子慢慢地向后靠去，让枪刚好处在贴近右手的位置。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抖出一支，含进嘴里，整个过程中手指完全没有接触香烟。一根火柴在拇指甲上擦出一团火来。刺鼻的烟味在整个房间里弥漫。

“你没生病吧？”他说。

“只是在休息。我今天过得很不轻松。”

“门开着。等人呐？”

“一个娘们儿。”

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

“她大概是不会来了，”我说，“要是来了，我就让她等着。”

“什么样的娘们儿？”

“哦，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娘们儿。要是她来了，我就让她走。我宁可跟你说话。”

他的嘴角边又浮现出那若有若无的微笑。他别扭地边含着烟边喷云吐雾，仿佛是香烟太细，他那样的手指捏不自在。

“你为什么觉得我在‘蒙特’上？”他问我。

“一个贝城警察。这故事说来话长，而且里面充满了猜测。”

“贝城警察在追我？”

“这会让你不安吗？”

他又露出了那丝淡淡的微笑。他轻轻地摇摇头。

“你杀了一个女人，”我说，“杰西·弗洛里安。这是个错误。”

他思考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我宁可不谈这个。”他轻声说。

“可这件事给你惹了大麻烦，”我说。“我不害怕你。你不是杀人狂。你并没有打算杀她。另外一个案子——中央大道上的那个——你也许能从中脱身。可你现在拿一个女人脑袋往床柱上撞，直撞得脑浆迸裂——这种事情你是逃不掉的。”

“你可真敢冒险啊，兄弟。”他轻声说。

“就我一贯的运气而言，”我说，“我看不出冒不冒险对我来说有什么差别。你没打算杀她——对吗？”

他的眼珠转个不停。他的脑袋歪着，做出聆听的姿态。

“该是你了解自身长处的时候了。”我说。

“已经太迟了。”他说。

“你想要她告诉你一些事情，”我说。“你抓住她的脖子，用力晃她。你拎着她的脑袋往床柱上砰砰乱撞的时候，她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