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校舍小学绑架谜案

“没错，我那个年代，我们还有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山姆，霍桑医生说，“事实上，最让我困惑的案件之中，有一件就是在那小小红色校舍所发生的绑架案，那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的事——大概在七年之后，林白①的案子让绑票新闻上了头版，也使得法律通过绑架勒赎成为联邦重罪。来，让我给你斟上——呃——一点喝的，告诉你事发经过……”

当初就因为我是那个地区少数医生的身份（山姆·霍桑医生开始说道）才让我给卷入了这个案子里。我接到火丘一位寡妇戴西太太的电话，说她的小儿子刚从学校回家，样子很奇怪。那年夏天我们碰到几起小儿麻痹症的病例，虽然我知道降霜会减低传染的危险性，但还是觉得我该到那里去出诊，看看是什么问题比较好。我告诉我的护士爱玻说我会在哪里，收拾好我的医药包，驾着我那辆响箭型的黄色敞篷车往火丘开去。

①Charles Angustu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员，于一九二七年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而闻名世界，著有《圣路易斯精神号》一书记述其飞行经过。一九三二年三月，其两岁幼子被绑架并撕票，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火丘原先叫火鸡山，当年在北山镇一带还看得到野火鸡。那里一向是这个镇的“后端”，是家道小康的人会避开的地区。在火丘就连农地也是次级的，一九二五年秋天，还住在那里的只有三户人家。戴西太太尽了全力来耕种她丈夫留下的田地，但其余两家根本连务农的表面功夫也不做。其中一户住的是一个隐士，从来没人见过他，另外一个则是个法裔加拿大人，大家都怀疑他用一个藏起来的蒸馏器做私酿的威士忌。

我把车转进戴西太太农场那条满是辙痕的车道时，她由屋里出来迎接我。“我发誓我搞不懂那小孩子到底是怎么了，山姆医生。他今天从学校回来好像因为什么事情怕得要死。不管那到底是什么事，反正他不肯告诉我，我不知道他是病了还是怎么样。”

罗勃是她的独子——瘦小的九岁孩子，已经有了多种孩童时期容易生的病。我在谷仓后面找到他正在朝什么我看不见的靶子扔石头。“哈啰，罗勃，”我叫他道，“有点不舒服吗？”

他转开了身子。“我没事。”

可是他脸色苍白，在我碰到他脸上湿冷而黏的皮肤时，他打了个寒颤。“有什么问题吗？你吓到了，是不是？是放学回来的路上发生什么事吗？”我知道他放学回家的路上要经过火丘上另外两户住了人的房子，说不定在哪一栋房子那里有什么吓到了这九岁的小孩子。然后，我也想起他父亲在去世之前的精神失常。难道说罗勃也开始胡思乱想了吗？

“没什么，”那孩子含糊地说了一声，又开始扔石头。

“有谁吓了你吗？威胁你？”

“没有，”他迟疑了一下，“是汤米·贝蒙的事。”

我想再摸他一下，可是他让开之后就跑掉了，一路朝野地里跑。我知道我是绝对追不上他的，所以我转身走向他母亲在那里等我的农舍。

“他似乎是受到很大的惊吓，”我告诉她，“可是他应该很快就没事的，这种年纪的孩子都一样。到明天早上看他的情形再说。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再打电话给我。”火丘的农家在前年才有共用的电话线连接到镇上，不过大家都知道隐居的老乔许拿了支猎枪不许电话公司的人靠近他家。

“谢谢你跑一趟，山姆医生，知道没什么严重的事，我就放心了。”她在围裙口袋里摸索着。“我该付你多少钱？”

“目前还不用付钱，先确定他没事再说。”

罗勃又出现在谷仓旁边，大概是要看看我走了没有，我向他挥手道再见，上了我的车。这里已经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可是我觉得我该去和小汤米·贝蒙谈谈。

贝蒙家和戴西太太母子不一样，他们住在北山镇比较富裕的地方，有一百亩地的牧场。赫伯·贝蒙在镇上的地位相当于一位乡绅，大部分时间和其他的牧场主人还有波士顿的银行家在一起，而由他雇的工人来喂牛挤奶。贝蒙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到波士顿去上学了，小女儿才四岁，所以只有汤米在镇郊那一间教室的学校上课。

汤米是个很活泼的十岁孩子，一头火红的头发，还配上满脸雀斑，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从马克·吐温①的书里跑出来的人物。我把车开到他家停下来时，几乎以为会看到他在粉刷篱笆，可是我看到的却是蓝思警长那部我很熟悉的黑色警车。

我顺着步道走到大门口时，警长本人出现了。

“你来干什么，山姆医生？”他问道，“有人打电话叫你来吗？”

“不是。出了什么事吗，譬长？”

“你最好赶快进来，说不定你能帮帮贝蒙太太。”

我走进客厅，发现那位女士正泪流满面，蜷卧一张有花椅套的大椅子里，她的丈夫正在安慰她。“怎么回事？”我向赫

①Mark Twain(1835-1910)，美国作家，以幽默见长，主要作品有《场姆历险记》和《顽童流浪记》等。伯·贝蒙问道，“汤米出了什么事吗？”

那孩子的父亲瞪着我说：“他被绑架了。”

“绑架？”

“他就在沙耶老师眼前的学校操场上失踪了，现在有人来要赎金。”

“有勒索的信吗？”

“是打电话来的——一个我从来没听见过的声音，说他们要五万块钱，否则就要汤米的命！”他的声音哽咽，而贝蒙太太又哭了起来。

“该死的！”蓝思警长怒吼道，“北山镇还从来没有过这种事！”

“你什么时候必须付赎金呢？”我问道，希望用谈话来让他们镇静下来。

“他们说他们会再打电话来。”

我转身对警长说：“要追查电话应该没问题，珍妮负责接线总机，一定知道是谁打的。”

他点头表示同意。“我会去查一下。”

“我会去学校找沙耶太太谈谈，”我说，“我想知道失踪的经过。”

有几位街坊邻居来陪贝蒙夫妇，我开着我的车到坐落在小山丘上的学校去。我不知道下午四点钟了，沙耶太太是不是还在那里，可是她的家离学校不远，走走就到了，我想两个地方里总有一个能找到她。

虽然战后在镇的另外一头建了一所新的中学，但小学生仍然到独立于火丘不远一处高地上的那间传统的红色校舍小学就读。沙耶太太是位寡妇，她丈夫在法国阵亡了。她对三十八个学生的教导，坚守着新英格兰生活的现实面，教他们将来到波士顿或甚至到纽约可能面临的生活形态。她每天要检查所有孩子的指甲，还有他们必须做到的卫生习惯也都列表查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