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序（第2/3页）

《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教育之家，那里也讲授《圣经》，但把它当成时事活页文选集。先知们为争取进步、社会正义和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列王和祭司则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把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枷锁下解救出来的一系列民族运动中，是个勇敢的游击队斗士，但是在晚年他变成了一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国王，征服其他国家，压迫自己的百姓，偷窃穷苦人的幼牡羊，无情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但是，在许多经历流亡的旧式犹太人眼中，尤其是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名举世闻名的学者、成为家族中第二个克劳斯纳教授的父亲，把这种教育视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危险，他决定把儿子送到一所宗教学校。他相信，把儿子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孩子即使在那里变成一个小神职人员，但很快就会投身于广阔的世界中，而如果接受了前一种教育，则会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到基布兹注。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学校，他们也开始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对待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也折射出以色列当时霸权话语的影响：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联手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否定流亡、否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现在。在祖辈的故乡建立家园，这便触及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伴随着旧式犹太人的定居与新希伯来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双方从此干戈不断。借用美国学者吉姆拉斯—劳赫的观点，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深深的负疚感：为在两千年流亡和大屠杀时期听任自己遭受苦难负疚；为即使失去了古代信仰仍旧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负疚；为将穆斯林村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负疚。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演绎出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再现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文本中的许多描写，均发人深省。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在此将此问题逐层展开，只想举些形象的例子：小主人公在三岁多时曾经在一家服装店走失，长时间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与气味令他感到亲切与依恋，如同父亲；另一次是主人公八岁时，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的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小姑娘的弟弟，可能使后者终身残废。数十年过去，作家仍旧牵挂着令他铭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在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知。

希伯来教育模式也在倡导培养新人和土地的联系，对通过在田野里劳作而取得的成就予以奖励与表彰，那么令中国读者熟知的基布兹则成为新人与土地之间的桥梁之一。早在20世纪60到80年代，奥兹的基布兹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何去何从》、《沙海无澜》等）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就是坚定不移，往往把给大地带来生命当作信仰，甚至反对年轻人追求学术，不鼓励他们读大学。但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欧洲犹太人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瘠的文化生活感到不适。奥兹的父亲虽然不反对基布兹理念，认为它在国家建设中很重要，然而，他坚决反对儿子到那里生活：“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最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而父亲的一个朋友，虽然对基布兹及新型农场坚信不疑，主张政府把新移民统统送到那里，彻底治愈大流散与受迫害情结，通过在田间劳作，铸造新希伯来人，然而却因自己“对阳光过敏”、妻子“对野生植物过敏”，永远地离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仅困扰着旧式犹太人，也在考验着新希伯来人。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是却难以像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而我，“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心灵冲突，令他柔肠百转，不断反省自身，如饥似渴地读书，进而促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

正如书中所言，奥兹弃家去往基布兹，在20世纪50年代可被视作耶路撒冷孩子反对家庭的极致。造成他彻底反叛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母亲自杀，父子反目。母亲是《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奥兹通过对母亲悲剧命运的细腻描写与分析，从又一个侧面展示了旧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存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