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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伯伯花费多年时间撰写论拿撒勒耶稣的巨著。令基督徒和犹太人均为震惊的是，约瑟夫伯伯在这部巨著中，声称耶稣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从未打算开创一种新教。而且，他把耶稣视为最出类拔萃的犹太道德主义者。阿哈德·哈阿姆恳请克劳斯纳把类似的句子删去，避免在犹太世界里酿成巨大丑闻。此书1921年在耶路撒冷出版时，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委实引起了轩然大波：极端主义者指控他“从传教士那里收取了贿赂，为彼人大唱赞歌”；而基督教圣公会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士却要求大主教将《拿撒勒的耶稣》一书的英文译者丹比博士解职，因为该书“受到异端邪说污染，把我们的救世主描绘成某种改革拉比，描绘成凡人，描绘成与基督教没有一点关系的犹太人”。约瑟夫伯伯主要因这本书以及几年后与之相应的续篇《从耶稣到保罗》赢得了国际声誉。

一次，约瑟夫伯伯对我说：“宝贝儿，我想象得到，在学校他们教你们憎恨可悲又杰出的犹太人，我只希望，他们没教你们每次经过背负着十字架的他时都要吐唾沫。等你长大后，宝贝儿，读读《新约》，不管老师怎么说，你会发现此人乃我们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是某种行神迹奇事之人，是犹太人的虔诚派教徒，尽管他确实是个梦想家，缺乏任何政治领悟，然而，他在犹太名人圣殿中拥有一席之地，与同样被开除教籍的斯宾诺莎注不相上下。你知道吗，谴责我者乃昨日犹太人，目光狭隘，没用的可怜虫。可你呢，我的宝贝儿，万万不可像他们那样一事无成，一定得读好书，读书，读书，再读书！现在，请你去问问克劳斯纳夫人、亲爱的琪波拉伯母，我的护肤霜、擦脸油在什么地方，请告诉她是旧擦脸油，因为新的连喂狗都不合适。你知道吗，我的宝贝儿，非犹太人语言中所说的‘救世主’和我们所说的弥撒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什么？弥撒亚只是受膏油者，《圣经》中的祭司和国王都是弥撒亚，希伯来语单词‘弥撒亚’完全是个平凡的日常词语，与擦脸油一词密切相关——不像异族人语言，把弥撒亚称为‘救世主’和‘耶稣基督’。可你是不是太小，理解不了这些？若是这样，现在就跑去问你伯母我让你找她要什么。是什么东西？我又不记得了。你记得吗？若是记得，让她仁慈地给我泡杯茶，正如拉夫·胡纳在《巴比伦塔木德》的《逾越节》篇里所写的那样，‘无论主人命你做什么，除非命你出去’，我的版本则是‘除非茶叶’。我当然只是在开玩笑。快去吧，我的宝贝儿，不要再窃取我的时间了，大家都来占用我的时间，没有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是我个人的财富，它就这样消失了。”

到耶路撒冷后，约瑟夫伯伯在希伯来语言委员会做秘书，1925年希伯来大学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希伯来文学系主任。在这之前他希望并且期待获派执掌犹太历史系，或者至少去主管第二圣殿时期历史的教学，但是“大学里的大人物，从其德意志高处，小瞧我”。在希伯来文学系，用约瑟夫伯伯自己的话说，他感觉到自己像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因为他受到阻碍，不能推动整个欧洲大陆前进，在遭到放逐的小岛上，他肩负着推动某种进步和井然秩序的使命。过了约莫二十年，才设立了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36年到公元70年）历史系的主任一职，约瑟夫伯伯终于前去执掌这一学科，也没有放弃希伯来文学系主任的职位。“吸取异族文化，将其融入吾民族与人类之血肉，”他写道，“这是我平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至死不会放弃。”

他带着拿破仑式的激情，在别处写道：“要是我们民族渴望统治自己的国土，那么我们的子孙需要钢铸铁炼！”他经常指着起居室餐具柜上的两座青铜塑像——盛怒而充满激情的贝多芬和身穿庄严制服、紧闭坚毅双唇的杰伯廷斯基——对客人们说：“个体精神确如民族性格——二者均蓬勃向上，均桀骜不驯，摒除虚幻。”他非常喜欢丘吉尔式的表达方式，像“我们的血肉”，“人类的与民族的”，“理想”，“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用于奋斗”，“我们不让步”，“以弱抗强”，“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后来者”和“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1929年，塔拉皮尤特遭到阿拉伯人袭击，他被迫逃离。他的家，与阿格农家一样，遭到抢劫与焚烧，他的图书室，像阿格农家的图书室一样，遭到严重毁坏。“我们必须对年轻一代进行再教育，”他在《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赋予其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一种坚定不移的反抗精神……我们的多数老师尚未克服大流散时——无论流亡欧洲还是流亡阿拉伯国家时——那种卑躬屈膝的失败者精神。”

在约瑟夫伯伯的影响下，我祖父母也成了新犹太复国主义者杰伯廷斯基，我爸爸实际上更接近于准军事地下组织的理想及其相关的政治派系，梅纳赫姆·贝京的自由党。然而贝京实际上令心胸宽大、世俗化了的敖德萨杰伯廷斯基产生了较为复杂的情感，且夹杂有某种严加控制的优越感：由于贝京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小村庄，易动感情，所以在人们眼中显得有几分庸俗或者说土气，但他无疑是位勇敢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也许称不上世界级的人物，不太具有足够魅力，缺乏诗意，缺乏伟人气质，但他精神高尚，有几分悲剧性的孤独性格，颇具雄狮与苍鹰特征的领袖风范。杰伯廷斯基在谈到民族复兴后以色列和各民族的关系时写道：“如同一只雄狮面对群狮。”贝京看上去不太像雄狮。就连我爸爸，尽管叫阿里耶，在希伯来语中是雄狮的意思，也不是雄狮。他是个目光短浅、笨拙的耶路撒冷学者。他没有能力成为一名地下战士，但是通过偶尔为地下工作撰写英文宣言，为抗争做贡献，在宣言中对“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人”的狡诈虚伪极尽讨伐之功。这些宣言秘密印刷成铅字，由动作敏捷的年轻人夜间贴到周围居住区的墙上，甚至贴在电话线杆上。

我也是儿童地下工作者。我曾不止一次用自己的部队左右包抄，把英国人赶走；经过英勇的海上伏击战，把英王陛下的军舰击沉；绑架最高司令官甚至国王本人，对他进行军事审判；我亲手把希伯来旗帜在恶意山总督府邸的旗杆上升起（如同美国邮票上那些士兵在硫磺岛上升起星条旗）。将英国人驱除后，我会和被征服的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签署协议，建立所谓的文明而富有启蒙色彩的民族阵线，抵挡（野蛮的）东方浪潮，他们有弯来拐去的古老文字和短弯刀，他们冲出沙漠，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粗嘎叫声，屠杀、抢劫、焚烧我们。我想长成贝尼尼塑造的大卫像那样，英俊潇洒、头发拳曲、双唇紧绷，约瑟夫伯伯的《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中的扉页上再次沿用了这幅雕像。我想长成坚强、沉默的男人，声音缓慢、深沉。不要像约瑟夫伯伯那样声音尖利，带着哀怨。我不想让自己的双手长成他那双老太太似的柔软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