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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与阿格农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我妈妈的话基本相同：“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
我自己呢，许多年后当我写题为《谁来了》的文章时，我总是想着阿格农《她在盛年之际》开篇中明显赘述的句子：“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
我母亲并非终日坐在家里，她出去的时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间时日也不多且痛苦。
“世间时日”？有时我在这些话中听到我母亲人生的二重性，绨尔扎母亲利亚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人生的二重性。仿佛她们也在墙上投下了不止一个影子。
多年后，基布兹胡尔达的学校需要一位文学老师，因此委员会派我到大学读文学。我鼓足勇气，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或者用阿格农的话说：“我提着自己的心去见他。”）
“可是阿格农不在家。”阿格农夫人彬彬有礼而气呼呼地说，她答复前来抢劫她丈夫宝贵时间的一群群强盗土匪时，用的都是这种方式。阿格农女主人并没有骗我，阿格农先生的确没在家里，他在外面，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领无扣的背心，跟我打招呼，接着满怀疑惑地询问，可先生你是谁呢？我报上自己和父母的名字，就在那里，站在他家门阶旁。（阿格农夫人没说一句话就走进了屋里。）阿格农先生记得几年前耶路撒冷的风言风语，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不就是那个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弃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离家到基布兹生活了吗？你不就是那个经常挑蛋糕里的葡萄干，在这里遭到父母斥责的孩子吗？（我不记得这些，也不相信他说的挑葡萄干这回事，但我选择了不反驳他。）阿格农先生请我进屋，问了一会儿我在基布兹里做什么，我的读书情况（现在大学里读我的什么东西？你喜欢我哪一本书？），还打听我和谁结婚了，我妻子的家庭背景。当我告诉他，从她爸爸那边算，她是17世纪《塔木德》注学者和喀巴拉注学者以赛亚·霍洛维茨注的后裔时，他眼睛一亮，给我讲了两三个故事，与此同时，他已经不太耐烦了，显然是在想办法把我给打发了。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的问题所在，尽管我踮着脚尖坐在那里，与母亲以前所为如出一辙。
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格尔绍恩·谢克德教授注让他学希伯来文学的一年级学生比较布伦纳注和阿格农以海法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我读过短篇小说，还读了我在图书馆所能找到的描写他们在第二次阿里亚时期注在雅法的友谊的文章，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怎么竟然成了朋友。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是个俄国犹太人，痛苦、情绪不稳、体格粗壮、马虎、暴躁易怒，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在热情与绝望、怜悯与暴怒之间不断摇摆。他那时已经在现代希伯来文学领域占据了中心位置，也在拓荒者运动中举足轻重，而阿格农那时不过是腼腆的加利西亚小伙子，比布伦纳小几岁，差不多仍是个文学新人，一个由拓荒者转换成的文书，一个文雅而敏锐的《塔木德》学生，穿着整洁，一个小心翼翼的严谨作家，身材瘦削，富于梦幻并好挖苦人的年轻人。究竟什么使二人在第二代阿里亚时期相互吸引，关系那么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几乎像一对恋人？而今，我觉得我可以猜出其中的某些奥妙，但是在阿格农家里的那一天，我是那么天真，我向主人讲述了自己的作业，天真地打听，他是否能告诉我他和布伦纳走得近的秘密。
阿格农先生皱起双眉，看着我，或者说仔细地看了我一阵子，目光斜瞥，表情愉快，面带微笑。那种微笑——我后来懂了——是扑蝶者在觊觎一只可爱的小蝴蝶。他审视我之后说：
“我和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愿上帝为他复仇，在那年月关系密切，是基于一种共同的爱。”
我竖起耳朵，相信自己就要听到一个将要终止所有秘密的秘密，我就要了解某种刺激而瞒得严严实实的爱情故事，我可以将其写成一篇轰动性的文章，让我这个无名小卒在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一举成名。
“你们都爱的是谁？”我问，怀着年轻人的天真，心怦怦直跳。
“这可得严守秘密，”阿格农先生微笑起来，不是朝我微笑，而是朝自己微笑，微笑时几乎朝自己挤眼，“对，严守秘密，要是你发誓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只透露给你。”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我多蠢啊，一个劲儿向他做口头保证。
“那好，你知我知，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住在雅法时，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和我都疯狂地爱上了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
没错，阿格农自嘲性的讽刺令其苦恼，也令他单纯的拜访者，一个前来拉阿格农袖子的人苦恼。尽管也有些微真实隐藏于斯，它仍然朦胧暗示着一个秘密：一个外表强大感情充沛的人为一个外表纤弱的年轻人深深吸引，而一个文质彬彬的加利西亚年轻人也依恋一个令人敬重的暴躁易怒的人，后者可以将其置于父亲般的羽翼下，或者给他提供一副兄长的肩膀。
然而，将阿格农和布伦纳的短篇小说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某种共同的爱，而是某种共同的恨。所有虚假的，修辞上的，或者是第二次阿里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结束的移民浪潮）世界里的妄自尊大所造成的浮夸，犹太复国主义现实中所有不真实或是自命不凡的东西，在那一时代犹太生活中所有舒适安逸的、佯装圣洁的中产阶级的自我放纵，均遭到阿格农和布伦纳同样的憎恨。布伦纳在创作中用愤怒的锤子将所有这一切打得粉碎，而阿格农用辛辣尖刻的讽刺将谎言与伪装戳穿，释放了使之膨胀的恶臭。
诚然，布伦纳笔下的雅法，和阿格农笔下的雅法一样，在虚伪和口若悬河的人们中，偶然有几个单纯真实的人物闪烁着微光。
阿格农本人是个严守宗教戒律的犹太人，他守安息日，戴无檐小帽，用文字表述，是惧怕上帝的人。在希伯来语中，“害怕”和“信仰”是同义词。在阿格农的小说中，有些角落采用了非直接、高超的掩饰方式，害怕上帝被描绘成可怕地敬畏上帝。阿格农相信上帝，害怕上帝，但是他不爱上帝。“我是个心平气和的人。”长篇小说《宿夜的客人》中丹尼尔·巴赫说，“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想要他的子民好。”此乃一个充满悖论和悲剧性甚至绝望的神学立场，对此，阿格农从来没有进行推理性的表达，但是允许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吐露端倪，通过降临在主人公身上的遭际加以暗示。我在撰写论阿格农的著作《天国的沉默：阿格农害怕上帝》时探讨了这一主题。好几十个犹太教徒写私信给我，他们多数来自极端正统派，其中包括年轻人和妇女，甚至宗教教师和公务员。有些信属名副其实的告白。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说，他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看到了我在阿格农身上所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在阿格农创作中所看到的东西，有那么一刻，我在阿格农本人，在他那富于嘲讽的犬儒主义——濒临绝望和打趣的虚无主义中有所窥见。“上帝无疑怜悯我。”他曾在没完没了地抱怨公共汽车服务时说，“倘若上帝不怜悯我，我们地区的政务委员会或许会怜悯我们，但是我害怕公共汽车合作组织比他们二者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