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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惬意、有点凉意的一天，记得最深的就是一股醉人而浓烈的烧焦油的味道，从冒着浓烟的焦油桶那里飘过来……他们一定是刚刚给人行横道铺过沥青……突然冒出了妈妈那张笑脸，接着是爸爸那张脸，泪水纵横，我姐姐哈娅和她的丈夫茨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从第一眼开始，就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她在这里找到的是多么出色的一个小伙子！他非常英俊，心地善良，还挺快乐的！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后，我才看见了你母亲范妮娅也在那里。她略微歪着身子站在那里，避开燃烧着的焦油，身穿长裙和一件蓝色手工编织毛衣，安静地站在那里，等着在众人之后拥抱我，亲吻我。

就像我一下子就看出我姐姐哈娅在这里容光焕发一样……她生气勃勃，脸颊绯红，自信，武断……我也看出范妮娅的感觉不那么好，她面色苍白，甚至比以前更加沉默。她专程从耶路撒冷赶来接我，她为你的父亲阿里耶致歉，可他一天假也没有，她邀请我去耶路撒冷。

约莫仅仅过了一刻钟，我就发现站这么长时间对她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她和家里其他成员还没有告诉我，我自己就突然意识到她正经历着妊娠的痛苦……也就是说，怀的是你。她怀孕仅三个月，但是双颊似乎有点塌陷，嘴唇苍白，前额似乎蒙上了一层阴云。她的美并没有消失，相反，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直到最后她也没有能够把面纱揭开。

哈娅是我们三人当中最富有魅力、最令人钦佩的一位，她有趣，才华横溢，是个令人动心的人，但是对所有目光敏锐观察细致的人来说，我们三姐妹中最漂亮的要属范妮娅。我？我从来就不在被考虑之列。我只是傻里傻气的小妹妹。我想妈妈最羡慕哈娅，为她感到自豪，而爸爸几乎要把最喜欢范妮娅的真相隐藏起来。我在父母那里都不受宠，或许在爷爷埃弗莱姆那里还行。我爱他们大家，我不嫉妒，我不怨恨。或许，得到爱最少的人，只要他们不嫉妒，不痛苦，就会把自己的挚爱给予别人。你觉得呢？我对刚才说过的话不敢肯定，这也许是我在进入梦乡之际给自己讲的一个故事。也许大家在睡觉之前都讲故事，所以就不太恐怖了。你母亲拥抱着我说，索妮娅，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我们大家团圆了真是太好了，我们今后有许多事情要相互帮忙，我们尤其要替父母分担。

哈娅和茨维的那套房子大概离港口只有一刻钟的路。茨维是个英雄，我的大部分行李都由他一个人拿着。路上，我们看到一些工人正在造一幢大楼，那是坐落在本—耶胡达街拐向诺尔道街的教育学院。乍看之下，我把建筑工人当成了吉卜赛人或者土耳其人，可是哈娅说他们就是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犹太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犹太人，除非在图片上。接着我哭了起来……不但因为建筑工人既强壮又幸福，而且因为他们当中有些小孩子，顶多有十二岁，每个人背上都扛着木梯，梯子上放着沉重的建筑材料。此情此景让我悲喜交加，啜泣了一会儿。有点难以解释。

在哈娅和茨维的小房子里，伊戈尔和照看他的邻居正等候我们到来。他大概有半岁大，是个活泼爱笑的孩子，就像他的父亲。我洗洗手，把伊戈尔抱在怀里，非常温柔，这一次我不想再哭了，我没有体验到船上那种疯狂的快乐，我只是感觉到某种安慰，发自内心深处，仿佛从水井底端，感觉到我们都到了这里，这里不是都宾斯卡大街。我也突然感受到，那个厚脸皮汗津津的水手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要的那一吻，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怎么会想到这些？迄今也不得而知。但是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晚上，茨维和范妮娅带我在特拉维夫转了转，也就是说我们在阿伦比大街和罗斯柴尔德大街漫步，因为那时的本—耶胡达大街尚未被视为真正特拉维夫的一部分。我记得，第一眼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的洁净美好。夜晚，街上的长椅、街灯以及所有的希伯来语标识，整个特拉维夫仿佛只是塔勒布特学校体育场上非常漂亮的展览。

那是1938年12月末，从那时起我没有出过一次国，除非在想象中。我今后也不会出去。这并非因为以色列如此美好，而是因为我现在认为所有的旅行都是个错误，你不会空手而返的唯一旅程就是你的心灵之旅。在我内心深处，没有疆界和海关，我可以像星星那样向着最远方行进，或者是在已经不再存在的地方旅行，拜访不再存在的人们。甚至走进从未存在过的地方，或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待在那地方对我有好处。或者至少，没有坏处。我给你煎个鸡蛋吃了再走？再放些西红柿、奶酪和一片面包？或者放些鳄梨？不用？你又那么着急？至少再喝一杯茶吧？

那时，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要么就是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盖乌拉或阿哈瓦的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穷学生们两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范妮娅·穆斯曼和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就在那里相识。那是在1935年或者1936年。我知道我母亲那时住在泽弗奈亚大街42号的一个房间里，和她同住的还有来自罗夫诺的两个朋友，伊斯塔卡·韦纳和范妮娅·魏茨曼，也是学生。我知道她有许多追求者。即便如此，我从伊斯塔卡·韦纳那里听说，她也失恋过一两次。

至于我父亲，我听说他非常喜欢结交女友。他侃侃而谈，才华横溢，机智幽默，招致大家的关注甚至嘲弄。有学生称之为“活字典”。要是有人需要知道，甚或不需要知道，他总是喜欢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知道芬兰总统的名字，知道梵语“塔”怎么说，或者是《密西拿》中是否提过石油一词。

他要是看上了某位女生，就会过于殷勤地帮她工作，他会约她出去，夜晚到梅施阿里姆大街，或是桑海迪里亚小巷散步，他喜欢参加知识分子的讨论，他会感情充沛地朗诵密茨凯维奇或是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但是，显然他和多数女孩子的关系只限于严肃讨论或者是晚间散步，仿佛姑娘们只喜欢他的大脑。也许他的运气与那年月的多数男孩没什么两样。

我不知道父母怎样亲近起来，我不知道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之间是否还有爱。1938年初，他们在雅法路拉宾内特楼顶上结婚。他身穿黑色白条制服，系着领带，上面的口袋里露出三角形的白手绢；她身穿白色长裙，更突出了苍白的皮肤和一头漂亮的乌发。范妮娅从她在泽弗奈亚大街与人合住的房间，把几件物品搬到阿摩司大街扎黑一家小套房里阿里耶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