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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十点钟的新闻已经结束，我已经喝过第二杯咖啡，我依然盯着窗外。一只翠绿的可爱小鸟从柠檬树上偷偷看了我一阵，从枝头到枝头，来回雀跃，在光线斑驳的树荫里向我炫耀它靓丽的羽毛。它的头近乎紫罗兰色，脖子呈深色金属蓝，身穿精美的黄色西装马甲。欢迎归来。今天早晨你来让我记起什么？记起纳哈里埃里夫妇？记起比阿里克的诗歌《嫩枝落在墙头打盹》？记起我妈妈经常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手里的茶已经冰凉，背对房间看着石榴树丛？可是够了。我必须回去工作了。现在我不得不去使用今朝朝日升起之前我在干河谷储备下来的沉静。

十一点钟，我驱车进城去邮局、银行、诊所和文具店处理一些事宜。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树木稀疏、布满灰尘的街道。沙漠上的日光已经白热化，残酷地使你的双眼眯成两条细缝。

在取款机前面排着几个人，报摊前也排了几个人。在特拉维夫，在1950年或者1951年暑假，离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不远的本—耶胡达大街北头，表哥伊戈尔指给我看大卫—本古里安哥哥开的报亭，并告诉我任何人想和他，和这个本—古里安的哥哥说话，只管上前去说好了，他确实长得和本—古里安很像。你甚至可以问他问题。比如说，你好吗，格里昂先生？巧克力华夫饼干多少钱一块，格里昂先生？马上就要打仗了吗，格里昂先生？只是不能问他的弟弟。就这样。他只是不想被问及弟弟的情况。

我非常嫉妒特拉维夫人。在凯里姆亚伯拉罕，我们没有任何名人，甚至没有名人的兄弟在此。只有街名是些小先知：阿摩司大街，俄巴底亚大街，西番亚大街，哈该，萨迦利亚，那鸿，玛拉基，约珥，哈巴谷，何西阿，弥迦和约拿注，等等。

一个俄罗斯移民正站在阿拉德中心广场的一角，脚下人行道上放着敞开的小提琴盒，等待收费。那旋律轻柔，辛酸，令人想起散落着小木屋的杉树林、溪流和草地，使我不禁回忆起我和母亲一起坐在我们那烟熏火燎的小厨房，拣滨豆或是剥豌豆时母亲讲的那些故事。

但阿拉德中心广场这里，沙漠日光赶走了幽灵，驱散了任何关于杉树林和雾蒙蒙秋天的回忆。这个音乐家，他那颤动着的灰白头发，浓密的白胡须，令我有些想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有点想起在守望山教过我母亲哲学的施穆埃尔·雨果·伯格曼，实际上，我自己也于1961年跟他在吉瓦特拉姆校园读过书，听他令人难忘地讲授从克尔恺郭尔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

两个年轻女子，可能有南美血统，一个身材纤细，身穿半透明上衣和一条红裙，另一个却穿着裤套装，皮带搭扣一应俱全。她们在音乐家面前止住脚步，听他拉了一两分钟。他在拉琴时，双眼紧闭，没有睁开。两个女子悄悄嘀咕了一下，打开手包，各往琴盒里放了一谢克。

身材纤细的女子，上嘴唇向鼻子略微耸起，说：

“但是你从哪儿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听说，来到这里的俄罗斯人中有一半是非犹太人，只是想利用我们离开俄罗斯，到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

她的朋友说：

“关我们什么事，谁想来就来，让他们在大街上卖艺。犹太人，俄罗斯人，德鲁兹人，格鲁吉亚人，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以色列人，会去服兵役，吃皮塔饼加肉排和泡菜，还得偿还抵押借款，终日叫苦连天。”

红裙子说：

“你怎么回事，萨利特，要是谁想来就由着他来，包括外国工人、加沙和占领地的阿拉伯人，那么谁会——”

但是下面的谈话渐渐向着购物中心停车场方向远去。我提醒自己今天没有任何进步，已经不是晨曦初露了。回到书房，热气已经开始升腾，夹着尘土的风把沙尘吹进了屋里。我关上窗子和百叶窗，拉上窗帘，堵住每个缝隙，就像儿时带我的格里塔·盖特那样，格里塔还是一位钢琴老师，总是习惯于把房子封得严严实实的，把它变成一艘潜水艇。

这个书房是阿拉伯工人建的，年头不是很多。他们铺地，用水准仪测量。他们安装门框和窗框。他们把管道和电线都埋在墙里，安装插座以装电话。一个喜欢歌剧的大块头木匠，制作碗橱和书架。承包商是个罗马尼亚移民，快六十岁了，为造花园不知从哪里运来一卡车肥沃的泥土，把泥土撒在始终躺在这些山丘上的石灰、白垩、燧石和盐碱中，就像在伤口上贴块膏药。在这些上好的泥土中，以前住户种下的灌木、树木和草坪得到了我的全力呵护，但没有得到过多的爱，因此这座花园没有经历以前那座花园的命运，我和父亲出于好意置那座花园于死地。

几十个拓荒者，包括喜欢沙漠的孤独者，或者寻找孤独的人，以及几对年轻夫妇，在60年代初期来到这里定居，成为矿工、采石场工人、正规军军官和工业工人。洛娃·埃利亚夫和其他一些为犹太复国主义激情所左右的城镇规划者，筹划、草草设计并立即建造了这座小城，它设有街道、广场、林荫道和花园，离死海不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地方是个人迹罕至的偏僻所在，没有一条主要公路、水管管道或是电力供应，没有树木，没有小径，没有楼群，没有住所，没有生命迹象。就连当地贝督因定居点，多数也出现在小城建立之后。建造阿拉德小镇的拓荒者热情高涨，缺乏耐性，唠唠叨叨，忙得不亦乐乎。他们没经过仔细思考，便脱口发誓“征服荒野，制服沙漠”。

有人开着一辆小红车从房前经过，他在角落的信箱前停了下来，把我昨天寄的信取出。还有一个人来换掉对面人行横道上一块破碎的路缘石。我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向他们、向所有的人表示感谢，就像一个举行成年礼注的男孩在犹太会堂当众向所有曾帮助过他的人表示感谢：索妮娅姨妈，亚历山大爷爷，格里塔·盖特，杰尔达老师，当我在服装店深陷黑号子间时营救我的那个眼袋浮肿的阿拉伯人，我父母，扎黑先生，隔壁的伦伯格先生，意大利战犯，与细菌作战的施罗密特奶奶，伊莎贝拉老师和她的群猫，阿格农先生，鲁德尼克夫妇，克里亚特莫兹金的车夫外公，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先生，莉兰卡·巴—萨姆哈，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孙女，营造这座房子的建筑工人和电工，木匠，报童，红色邮车里的人，在广场角落拉小提琴令我想起爱因斯坦和伯格曼的音乐家，今天早晨破晓前看到的贝督因妇女和三头山羊，或许我只是想象自己看到了他们，还有写下《犹太教和人文主义》的约瑟夫伯伯，害怕发生另一场大屠杀的施穆埃里维其邻居，他的外孙女、昨天弹奏《月光奏鸣曲》的丹尼埃拉，昨天又和阿拉法特谈判希望即或如此也要寻找某种妥协方案的西蒙·佩雷斯部长，还有那只时而光顾我的柠檬树的翠绿鸟儿，还有柠檬树本身，尤其是日落时分沙漠上的沉寂，越来越多的沉寂隐藏其中。这是我今天早晨的第三杯咖啡了，够了。我把空杯子放在桌子边上，倍加小心，免得发出丝毫噪音，打破尚未消失的沉寂。现在我将坐下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