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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有些东西在一点点地消耗着她。她的动作已经开始让人感觉到一种缓慢，或是稍许的心不在焉。她不再做历史和文学课家教。有时，她给热哈维亚大街教授们用蹩脚的德式希伯来语写的文章修改语法和风格，将其编辑出版，以赢得微薄的收入。她还是包揽了全部家务，干练而敏捷：整个上午做饭，煎炒，烘烤，购物，切东西，搅拌，烘干，清洁，擦拭，洗衣服，晾晒，熨烫，折叠衣物，直至整个住宅锃光瓦亮，午饭后她坐在扶手椅里看书。

她看书时坐姿奇怪：总是把书放在膝头，身子和脖子朝书弯下去。坐在那里看书的她，就像一个年轻的姑娘羞羞答答朝膝盖垂下眼帘。她常常站在窗前，长时间地凝视着我们沉寂的大街。要么索性把鞋子一脱，仰面朝天，和衣躺在铺好的床上，睁大眼睛盯着屋顶某个特殊的位置出神。有时候她会突然一下子站起身，焦虑不安地穿上外出的衣服，许诺说过一刻钟就回来，拉平裙子，背着镜子捋捋头发，肩背朴素的草编手包，急急忙忙走了出去，仿佛怕丢了什么东西。要是我要求跟她一起去，或者问她去哪里，妈妈会说：

“我需要独自一个人待一会儿。你为什么不也一个人待一会儿呢？”她接着又说：“我过一刻钟就回来。”

她一向信守诺言，她很快就会回来，眼睛里熠熠生辉，双颊红润，仿佛在严寒中冻过，仿佛她一直在奔跑，抑或仿佛她在路上碰到了什么激动人心的事。她回来时比离开的时候漂亮多了。

一次，我趁她不备跟着她出了家门。我远远地尾随着她，身子贴着墙壁和矮树丛，就像我跟福尔摩斯和电影里学的那样。天气并不算冷，妈妈也没有奔跑，她急急忙忙地走着，仿佛怕迟到似的。走到泽弗奈亚大街的尽头，她往右一拐，穿着白鞋子的双脚加快了步伐，健步如飞，直到马拉哈伊大街拐角，她在邮筒旁边停住，犹豫不决。尾随其后的年轻侦探此时已经得出结论：她出来是为了秘密寄信，我充满了好奇与模模糊糊的理解。但是妈妈并没有寄信。她在邮筒旁边站立片刻，陷入深深的思考，接着突然用手拍了一下脑门，转身回家。（多少年过去了，那个红邮筒仍然立在那里，嵌在混凝土墙壁里，上面刻着GR两个字母，以纪念乔治王五世。）于是我便穿过一个院子，从那里抄近路又穿过第二个院子，比她早一两分钟到家，有点气喘吁吁。她脸色红润，仿佛在冰天雪地里待过，敏锐的深褐色眸子里闪着顽皮深情的目光。那一刻，妈妈的样子酷似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她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肚子上，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在我所有的孩子中，我最喜欢的是你。你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究竟喜欢你什么吗？”

还有：

“尤其是你的纯真。我今生从未遇到过像你这么纯真的人。即使你已经这么大岁数，即使你拥有了各种各样的经历，你的纯真没有离你而去。永远没有。你会永远保持纯真的本色。”

还有：

“有些女人会纯真耗尽，还有一些女人，我是其中之一，喜欢纯真的男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冲动，要张开羽翼呵护他们。”

还有：

“我认为你会长成某种唠唠叨叨的小狗，像你的父亲，你也会成为一个绝对安静、封闭的人，像村中遭到农民抛弃的一口水井。和我一样。你也可以兼备这两种人的特征。我绝对相信你。我们现在编故事，好不好？我们轮着来，各编一章。我可以开始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村子，所有的居民都弃它而去。就连猫和狗，就连群鸟也抛弃了它。于是小村子年复一年保持沉寂与被弃的状态。风雨抽打着茅草屋顶，棚舍的墙壁在冰雹风雪的侵袭下噼啪作响，菜园子里植被蔓生，任凭树木和矮丛自由生长，无人修剪，越来越浓密。一个秋天的晚上，一个迷路的行人来到这个遭遗弃的小村庄。他犹豫着敲打第一间棚舍的门，好了……你接着往下讲好吗？”

在她去世前两年，在1949年和1950年之交的冬天，她开始经常头疼。她经常感冒，嗓子剧痛，即便病好了，也去不掉偏头疼的毛病。她把椅子放在窗户附近，身穿蓝色的法兰绒睡袍，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雨，打开的书倒放在膝头，但与其说她在看书，不如说她在用手指嗒嗒地敲打着书的封面。她连续一两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雨，或者看湿漉漉的鸟儿，十个手指不断地在书上敲击，仿佛在钢琴上一遍遍弹奏着同一段曲子。

逐渐，她不得不减轻家务。然而她仍然设法把餐具收拾停当，洗干净，扔掉所有的纸片和碎屑。她依旧每天打扫房间，每隔两三天擦拭一遍地板。但是她再也不多花心思做饭。她只做简单的饭菜：煮土豆，炒鸡蛋，凉拌蔬菜。偶尔鸡汤里漂着几块鸡。或者米饭加金枪鱼罐头。她有时会一连几天头疼，可几乎从未听到她叫苦。是父亲告诉我的。他悄悄地以男人和男人说话的方式把此事告诉了我，没当着她的面。他的胳膊绕过我的双肩，让我保证从今以后只要妈妈在家就要压低嗓门，不要大喊大叫或吵吵闹闹，尤其要保证别摔门，别摔打窗子或百叶窗。我必须小心翼翼，不要把茶壶、铁罐或者锅盖掉在地上，在家里不要击掌。

我下了保证，并信守诺言。他称我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有那么一两次甚至叫我“小伙子”。

妈妈深情地向我微笑，可那却是没有微笑的微笑。那年冬天，她的眼角增加了许多皱纹。

串门的人不多。莉兰卡—莉莉亚·卡利什，即莉·巴—萨姆哈，两部风靡一时的儿童心理学著作的作者隔些日子来上一次。她和我妈妈面对面坐在那里，两人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我有一种感觉，她们正在谈论故乡罗夫诺，谈论她们在苏森基森林里被德国人枪杀的朋友和老师。因为他们偶尔会提到伊撒哈尔·莱斯，深受塔勒布特所有女孩爱恋颇具性格魅力的校长的名字，提到布斯里克、伯克夫斯基、范卡·塞德曼等老师的名字，以及她们童年时代一些街道和公园的名字。

施罗密特奶奶偶尔会来，察看冰柜和食品储藏柜，眉头紧锁，在走廊一头、狭小的卫生间兼厕所门外和我父亲简短地嘀咕几句，接着往妈妈休息的房间里偷偷张望，亲切地问：

“你需要什么吗，亲爱的？”

“不，谢谢。”

“那你干吗不躺着呢？”

“你冷吗？我把电热器给你打开？”

“不，谢谢。我不冷，谢谢。”

“医生呢？医生什么时候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