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兹尼观光局（第3/7页）

“观光手册下星期就可以发行。”我说。“如果风景画印出来的效果不错，我得寄一份给我们的石油商人们。我对奥塞特的印刷厂没什么信心。”

“你用了三幅札哈洛夫展览室的风景画？”

“没错，三幅札哈洛夫的作品。”

她点头，墙上身影随之晃动。札哈洛夫展览室是博物馆面积最大的画廊，也是她的最爱。一九八七年、我跟她初次相遇，地点就是那间展览室。她刚受聘为馆中的文物修复师，那天是她头一天上班。

“你得帮我留一份。”她说。“留待我眼睛看得见之时阅读。”

她的话语在空中飘荡，我过了好久才回答。“这个信封里有五千卢布，你拿去当作旅途花费。我会把信封留在你床边的小桌上。”

“拜托，鲁斯兰，别这么做。”

“圣彼得堡是个专门骗取观光客金钱的都市。我晓得。我从事观光业。”

“你不必照顾我。我跟你说了很多次。”她边说、边捏捏我的手指，力道决然，但是传达出感激。“我一直攒下残障辅助金，我已经存够了钱买车票，而且我会借住在一个大学同学的表亲家。”

“这笔钱不是给你的，而是为了购买录像带。”我说，但是口气太过急切。近几年来，笑闹片和浪漫喜剧片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帮我找一些外国片。”

她直直盯着我——或者说望向我的声音——暂且忘记她的脸蛋变成什么模样。当飞弹击中博物馆、三个楼层的艺术品瞬间化为她几乎无法逃脱的火海，她在我的身旁。三级烧伤在她的左脸留下冰川般的缝隙，伤疤延伸到后脑勺，覆住左半边的头盖骨。她说不定可以用手指探测一下，但她看不见她的脸孔变成什么模样，就此而言，大火虽然夺走一切，她的失明却是火神的赠礼。她失去了左眼。她即使把左眼朝向正午的太阳，空荡的眼窝依然有如午夜般漆黑。但她的右脸还有一线希望。伤疤仅仅盖住部分平滑的肌肤。高热之中，她右眼的眼睑融成一团，封住了眼球，使之逃过最可怕的灼伤。她的右眼偶尔可以做出极为轻微的转动，或是察觉灯光一闪一闪。一位眼科医生告诉她，若是开刀治疗，她右眼的视力说不定可以恢复。但是任何一位脑筋好到可以做这种精密手术的眼科专家，早已逃离格罗兹尼。娜迪亚尚未约定时间，但她下星期在圣彼得堡将试图造访六位眼科外科医生。如果医生愿意开刀，而且手术成功，她说她打算搬到瑞典。我真担心她在一个人民需要自己组装家具的国家怎么过活。

“如果真的动手术，而且相当成功。”我说。“你不必非得离开。”

“我得休息了。”

当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我挖了一勺早上吃剩的荞麦粥，抹在一片圆面包上。荞麦粥已经发硬，麦片颗粒塞在我的臼齿齿缝，口感粗糙，带点叶酸的味道，让人觉得吃下一口口纤维丰富的营养食品，大肠小肠变得有如竖立的滑道一样畅行无阻。我在水槽里洗手，任凭水龙头的水一直畅流，即使我的双手已经清洗干净。水管和自来水已于六个月前修复。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张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贴纸上有条鱼，鱼身印着“WWJCD”？，贴纸来自美国一个教会，我们央求提供救生物资，他们却寄来一木箱圣经和这些贴纸。

我从衣柜里拿出十二张烧焦的油画，一排六张，排成两排搁在地上。这些油画毁损得太严重，不能送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参展。虽然每一幅都是一八七九年之前的作品，但是看起来全都像是嗑药嗑得昏了头的画家绘制的超现实幻象。大多油画的画布已被大火烧穿，其中几幅简直像是裱装的灰烬，令人想起阿尔贝托·布里以烧焦塑料作画的印象派，而非皇家艺术学院的古典派。（译注：Alberto Burri，1915—1995，意大利现代艺术家。）其他油画中，高温熔化了油墨，形同照片的真实肖像因而变成了迷蒙的幻景。

衣橱里的最后一幅油画是被我抢救下来的札哈洛夫。我把油画搁在咖啡桌上，就着一盏缺了灯罩的台灯，在灯光下细细检视笔法。色彩浓淡渐进，流畅自然，笔触娴熟高超，几乎看不出下笔之迹；典型的札哈洛夫。即使我花了三年光阴以札哈洛夫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对这位画家的迷恋未曾稍减。札哈洛夫全名普尤特·札哈洛夫，一八一六年出生于高加索战争期间——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日后皆以名为《高加索之囚》的中篇小说与诗篇，纪念这场战争——不到四岁，他已因战争成为孤儿。但是他天生的才华远远超乎他的出身，因此，他得以进入圣彼得堡的皇家艺术学院就读，尽管因为族群背景而无法获得奖学金、工作机会和赞助者，他最后依然成为宫廷画家和艺术学院的成员。他学会了游戏规则，他跟我们的内政部长都知道如何遵循统治者的旨意而出人头地，这种人既值得仰慕，也令人同情。

一片牧野，一株黄杏树，一道斜斜穿过绿草的石墙，青翠的牧野朝向山坡延展，一座用木板封住的水井，一间小屋。一九三七年，那位日后成为娜迪亚博士论文主题的审查员，在小屋的旁边画上格罗兹尼的一位官员。其后五十余年，这人占据了油画的左下角，好像一尊摆错了位置的写实主义雕像。苏联的教条虽已渗入每一个角落，当下的一切因而僵化，但是眼前这幅油画提醒世人，过去的一切就像是一张未完成的画布一样可被修订、可被更改。一九八九年，当柏林围墙崩塌、苏联各个卫星国逐渐分裂，当政客和情治单位忙着处理更迫切的问题、无暇顾及十九世纪的风景画，我商请娜迪亚修复这幅札哈洛夫的油画。她训练有素，颇富直觉，是个天生的文物修复师，其后几个礼拜，她从画中除去官员。我们没有走上街头；我们没有推翻政府，或是驱逐领导人；我们在十厘米的画布上起义。

这幅油画是札哈洛夫最普通的作品之一。札哈洛夫曾为皇室绘制肖像，也曾作画描绘著名的“伊玛目夏米尔之降”，但我手中这幅油画名为“午后的空旷牧野”，画中所谓的“戏剧性”可想而知。

我在南方的高地长大，距离画中的牧野仅仅几千米。没念过书、对艺术毫无概念的村民们骄傲地宣称，这片牧野绝对值得札哈洛夫提笔作画。严格而言，牧野是国有农场的一部分，但是从来没有人在这里种植作物，牛羊也不准到这里吃草，因为没有人乐见羊群在札哈洛夫的牧野大小便。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班到“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参观，我终于看到那幅大名鼎鼎的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