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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们在劳动场所吃早饭，然后开始干活。下午4点30分劳动结束，休息40分钟后加班两个小时。加班结束时会分发添加盐或咸梅干的粥作为夜宵，很多犯人爱喝这种粥，因此没有人对加班怨声载道。

晚上7点30分，犯人们从工厂回到牢房就寝。看守将所有牢房的钥匙检查后集中上交，看守部长接过钥匙，向白天值班的看守长报告一切正常，收管钥匙。一百三十名看守一天的执勤时间是平均十三个小时，休息日每月只有一天。

夜班执勤给看守们造成了肉体上的痛苦。牢房里即使面临严寒也禁止备置暖炉等暖房设备。犯人们将身体钻进一条垫被、两条盖被的被窝里，看守却置身于寒冷之中。因为看守禁止穿外套，以防发生越狱等事故与犯人格斗时处于不利状态。所以他们在制服内塞入了棉坎肩或牛皮纸等。他们担心一坐下来就会打瞌睡，所以站在走廊里不停地来回巡视。因为长时间站着，很多人腿部浮肿，患上了血尿。

日班执勤的人通常在凌晨4点之前就要起床出勤，用前夜做好的饭分成早餐和午餐两份盒饭，早饭在刑务所内匆匆吃完。下班回家是夜里10点左右。另外，因为看守人数常常不足，所以一旦有人生病缺勤就必须顶上去替班，有时连每月一次的休息也得不到。因此为了不给同事添麻烦，大家常常是生着病也硬撑着上班。

在发动战争的同时，司法省担心犯人在刑务所外的劳动任务增加会导致逃跑事故的发生，给社会治安带来混乱，因此在1942年元旦分发给犯人的报纸《人》上刊登了行刑局局长正木亮向全国刑务所里服刑的犯人发表的防止逃跑的谈话。

“社会上的人们担心一旦战争气氛蔓延，实行灯火管制，各地会变得漆黑一片，而刑务所一定会第一个出乱子，发生犯人逃跑等事故。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和我同样沉浸在日本人才有的感激心情中的服刑人员，会有一个试图要逃跑的人吗？无论违反监规还是逃跑，我都不愿意把它仅仅作为全体服刑者的罪行而进行责罚。我坚信，在处理服刑者的官吏们的精神上，也有必须承担的责任。因此，不要光责备他们说‘是服刑者不好’了。”他强调不要抱有逃跑的念头，“我真的相信服刑者们为了国家能够自我管束……四万五千名服刑者们！在这时局紧急的时刻，不能有任何犯罪的行为。唯独因犯罪而消耗国力，才是最大的不忠。我相信你们所有人。”

战况朝着对日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占领马尼拉后，紧接着2月15日，新加坡也落入日军之手。

这时，佐久间清太郎出现一个动向。早晨，看守打开单人牢房的房门让他去工厂参加劳动，他却坐着一动不动。看守抓住他的手臂，他却令人惊讶地粗暴地甩开了看守的手。

看守长询问原因，他说负责工厂的看守部长泷泽诚一对他很有人情味，他很感激，但和其他犯人一起劳动让他很不高兴。

“以前无论在哪家刑务所里，我都是待在单人牢房里的，所以还是一个人独处的好。”佐久间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看守将他的话如实向刑务所所长汇报，刑务所内部进行了商议。正因为佐久间有过越狱经历，所以他的要求令人觉得不踏实。参加劳动，犯人们一般都乐不可支，但佐久间却反说“不高兴”。轻率地接受他的要求是很危险的。有人怀疑说，也许和其他犯人一起劳动就置身于其他犯人的视线之下，无法找到越狱的机会，这不就是他为自己能一个人独处而寻找的借口吗？

最后，商量的结果一致认为要答应他的要求。一般来说，出监劳动伴随着逃跑的危险。允许他去工厂参加劳动，就是因为生怕对他特殊照顾而给他造成刺激。由于他的申请，也就失去了劳动的理由。按常理他就应该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因此得出接受他要求的结论。

看守长转告佐久间满足他的要求，他开始终日在单人牢房里度过。

可是几天以后，佐久间的态度突然开始出现变化。早晨必须喊他好几次他才会起床，点名也不应答。夜里为了防止犯人自杀时无法及时发现，禁止犯人睡觉时将被子蒙着脑袋。他也不服从这个规定。看守粗暴地喊他，他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随即又钻进了被窝里。看守气不打一处来，即使深夜也喊醒他。

佐久间则会探出脑袋，露出凶狠的眼神。

“我已经习惯了，改不了啦！不要对我那么严格呀。夜里就让我好好睡一会儿。”

“不遵守规定，就要处罚你啊！”看守厉声说道。

“我随时都能逃跑啊。新年里你们的大人物在《人》上写着呢，说犯人逃跑，看守在精神上也有责任……话说得如此严厉，我会在你当班的时候逃跑啊！那样的话你就会受到处罚，会遭罪吧。”佐久间又把脑袋缩回到被窝里。

深夜对他大声训斥，会妨碍其他犯人的睡眠，看守怒气冲冲地闭上了嘴。

这样的情况每天夜里反复出现。渐渐地，在其他犯人之间开始弥漫着不稳定的气氛。夜里，看守中也有人克制不住愤怒的情绪对佐久间破口大骂，还吵醒了其他犯人。加上刺骨的寒冷，犯人们的情绪出现波动。

不久，犯人们开始明目张胆地采取反抗态度。劳动结束返回牢房时，会像事先约定好似的发出怪叫声，用餐具敲打牢房铁门，看守即使吹响笛声进行制止也无济于事，只好打开牢门想把领头叫喊的犯人拽出来，犯人便群殴看守致人受伤。这样的事接连发生，看守们将坐垫顶在头上以防挨打，打开牢房，把估计是主谋的犯人拉出来关进小黑屋，做减食处罚。

佐久间对这些骚动冷眼旁观，绝不插嘴。但是，白天巡查的看守观察房内，见他违反“坐姿端正”的规定，躺着，便向他提出警告。

“对我可以那么苛刻吗？你会倒霉的呀！在你当班时逃跑，你不是会很为难吗？”他说道。脸上的表情很平和，但斜视的眼睛里却透出刺一般的光。

在如此故技重演期间，看守们对监管佐久间萌发了厌恶心理。如果在自己当班时被他越狱逃跑，就会遭到免职等严厉的处罚。正因为佐久间有过轻易打开手铐越狱的经历，所以不能以为他的话纯粹是逞强。看守们开始怀有这样一种祈愿：佐久间有可能会越狱，但愿不是在自己当班的时候。

他们不知不觉地都不去严厉训斥佐久间，深夜他即使蒙头睡觉也不愿意向他提出警告。白天即使看见他伸直双脚坐着，也只是稍稍提醒他。

这些做法给其他犯人带来了很恶劣的影响。“对我们强制遵守监规，却唯独对佐久间另眼相待！”他们对此心怀不满，一时平息的情绪波动再次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