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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江利用上午、下午、午饭后的休息时间,以各工厂为单位建立体育联赛式的比赛体系,并在春、秋两季公布比赛成绩决定排位。项目有软式棒球、垒球、网球、台球、相扑等,设法让所有人都能参与。
在相扑项目里,佐久间作为伙房的代表参加比赛。他体力超群,成了狱内引人关注的目标,但他的竞技技巧不如体力那么出众,在联赛中获得的白星(4)只比别人稍稍领先,与曾在相扑高手手下训练过的犯人比赛中一次也没有赢过。
看见他败下阵瑟缩着身子从土台上下来的身影,铃江下意识中感到一丝放松。
翌年5月,铃江卸去巢鸭监狱长的职务,6月为考察美国的刑罚执行情况预定去美国三个月。
出发那天,各工厂的服刑人员代表随狱卒和他们的家属一起,集中在办公楼前为他送行。佐久间作为伙房的一名代表也在其中,但办公楼地处监舍的高墙外,作为佐久间来说,是囚禁期间第一次踏上狱外的土地。从大门口狂奔出去就能逃跑,但已经没有狱卒会对他怀有这样的担忧。
回国后不久,铃江和正在伙房里休息的佐久间交谈。
面对铃江的提问“有没有什么难受的事”,佐久间吞吞吐吐地回答说:“出狱的人有的会再次犯罪后重新回到这里来。我听那些人说我‘你还在吗’,我就很难受啊。有时也想干脆逃跑吧。”
“为什么没有逃跑呢?如果想逃跑的话,随时都能逃跑啊。”
佐久间歪着脑袋稍稍想了想,微微地笑着答道:“我已经累了呀!”
铃江回到所长办公室,反复回味着佐久间说的“累了呀”这句话。从十五年前的1936年从青森刑务所越狱开始,共计越狱了四次,反复逃跑、被抓。这需要穷极想象的智力和体力,“累了”这个表现里隐含着真实的感受。他作为人的力量在这期间恐怕已经消耗殆尽。在府中刑务所服刑,也许恰好是这个时期,面对意想不到的境遇,反抗心理变得淡薄,对越狱的执念突然萎缩了。疲劳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它就变成了“累了”的表现。
佐久间今后恐怕再也不会逃跑了。铃江对此坚信不疑。
佐久间开始过着平静的牢狱生活,是由于自己细心且大胆的处理所致。铃江知道这在狱卒以及上层机关人员之间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可是铃江的理解是,把佐久间当作人来看待的磨合确实大获成功,但接受他时恰巧是在他刚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铃江还在想,自己之所以能将设定的方针贯彻到底,是靠狱卒严正的执勤和深刻的理解所致。平时与佐久间接触的是他们。是他们的人性化对待,才使佐久间失去了越狱的意志,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作为外部条件,佐久间对北方的刑务所里严酷的寒冷怀有恐惧,对在设施齐全不会暴露在寒冷中的府中刑务所里服刑,怀有一种近似满足的情感,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想到了佐久间的将来。佐久间已经头发斑白,皮肤也开始有些松弛。四十四岁,显得比真实年龄苍老。
铃江自1947年8月就任府中刑务所所长以来已经有四年多,近期内肯定会接到调动工作的任免书。他考虑在接到调令之前,能不能创造让佐久间从刑务所出去的可能性。
就连无期徒刑的犯人,如果在服刑期间不闹事,入监十年后也可以成为假释的对象被提上议事日程。可是,佐久间屡次越狱,而且因为逃跑罪加刑三年,因为逃跑、伤害致死罪加刑十年,按常识来考虑,就不得不在刑务所里悲惨地度过一生。
可是……铃江心想。这在法律上不能断定说是毫无希望的。原则上第一刑期的执行如果没有终结,就不能移到第二、第三刑期的执行上。佐久间的情况,第一刑期是无期徒刑,所以必须在刑务所里服刑到死。
根据检事的裁夺,如果同意将他与只按无期徒刑服刑的犯人同样处理,虽然半途中由于逃跑而中断了刑罚的执行,但在刑务所内已经过了十多年,所以再有四五年就能接受刑期执行终结的处理。
接着移到十年刑期和三年刑期的执行上,如果分别服刑三分之一,就能采用刑期终结的处理方法,所以佐久间如若度过那段刑期,就能获得临时假释的资格。
铃江心想也许会受到检察方面的阻挠,但他想为佐久间的将来打通一条假释的生路。而且,他去东京地方检察厅拜访检事正马场义续,详细说明佐久间以往的经历和服刑情况,恳请给予照顾,要求停止执行无期徒刑。
马场理解铃江的心情,答应会慎重考虑。
1952年3月,铃江受命调任大阪矫正保护管区区长。
铃江将全体服刑人员集中起来,向他们道别,还特地去单人牢房看望佐久间,语气和蔼地说道:“希望你今后还要振作精神……”
“谢谢您的关照。所长也请精神抖擞地工作……”佐久间说道,鞠了一躬。
后任所长是东京矫正保护管区第一部部长本田清一,他答应接管佐久间的假释事宜并继续努力。
铃江以后每次去东京会与后任所长见面,询问佐久间自那以后的情况。听说佐久间与善气迎人的看守们完全融洽,也没有明显的违规言行,作为模范犯人在服刑。
关于佐久间的假释,铃江屡次与所长交换意见,并一起去检察厅求情。
1956年2月,铃江就任东京矫正保护管区区长。1960年8月辞官,做公证人,后成了律师。
他在当公证人期间,听说佐久间于1961年12月12日假释出狱。佐久间,那年五十四岁。
1962年正月,佐久间提着礼物到千叶县我孙子町的铃江家拜年。以后每到正月,他都必然会去铃江家拜年。铃江有两次勉强婉拒,还把五千元和一万元的纸币作为零用钱给他,佐久间在这上面用铅笔写上所长的姓名,作为护身符带在身上。
他已经没有能称得上是故乡的归宿地,也没有身份保证人,所以寄居在刑务所附近的国分寺町司法保护会,在慈善家大岛金作经营的面包制作所里工作,不久他便离开了保护会。
根据他向铃江说的实话,与其寄身在规矩严格的保护会,他更想过无拘无束的生活,希望寄居在山谷里的简易投宿点,作为按天受雇的劳务工养活自己。
他在山谷里不辞辛苦地劳动着,所以总雇用他的建筑公司执着地劝他进公司,但他想保持自由之身,没有答应。
他每年都在新年里拜访铃江家,说起不幸的少年时代、家人关系,还用饱含着笑意的眼神说起越狱时的往事。那时他还脸色黯淡地透露假释后曾回过一次老家,但很多人都拒绝见他,他只好徒劳地返回东京。他心满意足地吃着铃江妻子做的新年料理,傍晚时恭恭敬敬地道谢后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