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代用者（第2/2页）

代用者作为治疗团队的一部分与他们一起工作，对男性性反应的方方面面都作好了准备，包括心理方面的考虑。对于表现的恐惧、做爱期间情感分离式的“旁观”，以及性功能障碍毁灭性的影响都会事先经过讨论，与此同时，让“一个焦虑而紧张的男人在交流与躯体方面同时放松”的技巧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每一个代用者都会熟悉对应病人的病史及性问题的相关基本信息，但不包括他的姓名以及其他身份信息。他们会在饭店见第一面，目的是让双方能够更舒服地相处。在餐桌上，病人了解了代用者的相貌、穿衣品位、行为习惯以及交流方式。超过2/3的男病人患有性无能或其他性心理障碍，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伴侣。但由于代用者在协助他们康复的过程中技巧卓越，其成功率远比起初预期的好。

尽管谈及了男女双方的平等性，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代用伴侣。他们争辩说，不但美国社会尚未准备好，女性自己也没准备好。在11年中，只有3位未婚女性前来门诊寻求治疗。她们来的时候都有“替代伴侣”，即关系至少维持了6个月以上的男性。“拒绝为性无法满足的女性提供代用伴侣，而为功能障碍的男性提供女性代用伴侣，这似乎意味着临床治疗中的双重标准；但事情绝非如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坚称。他们竞相为这种双重标准做解释。他们坚持说，男性患者将代用者服务视为同治疗其他形式的身体障碍相似的一剂处方，就像是街坊杂货店里售卖的瓶装万能药。但对于女人，这样的功利主义让人无法接受。“成长于美国社会，遇到性问题的女人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让她可以被‘允许’用来评价自己性功能情况的相对有意义的情侣关系。”在指定的两周期间内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显然“困难重重”，这就是表面上为什么诊所禁止男性代用者的原因。这是比尔·马斯特斯在当时尚未准备好要承担的风险和挑战。

尽管对于代用者行为约翰逊内心十分纠结，但她还是接受了他们治疗过程中这一内在的矛盾。“就我们事先对病人的询问结果来看，这不符合大多数女性的价值观。”关于使用男性代用者的事，她向记者解释道，“我们希望男性的性态度所有女性也可以分享。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交流自由的情况下，即使如今早已没有那么多死板的看法，即使许多女人下定决心要采取同等的无所拘束的态度，女性的性反应依旧是旧价值体系残余的产物。”不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关于代用者的声明中，有不止一个误导信息。“没有一个志愿者在做代用伴侣时是已婚状态。”但是芭芭拉·卡尔弗特以及其他一些代用者都是人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没有做过任何劝说女人做代用伴侣的尝试。”然而，医院产房的护士、穿白底条形花纹制服的护校学生、前期研究中的女性志愿者，甚至其他同僚的妻子们都表示，马斯特斯经常怂恿她们加入代用者的行列。“他确实没有让那些他知道丈夫是谁的女人去做代用者，但他的的确确知道这些女人是已婚的，因为她们的手上都带着戒指。”科罗德尼回忆说。

芭芭拉·卡尔弗特的丈夫聘请律师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被迫对代用者行为进行了重新评估。在一起250万美元的联邦法院起诉中，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前华盛顿大学员工乔治·E·卡尔弗特说，他和妻子曾经是马斯特斯不孕不育门诊的病人，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却怂恿他的妻子、前面所说的芭芭拉·卡尔弗特与两位男病人发生性关系，从而彻底打破了这种医患关系。法院的文件称，她在1967年7月为一名来自纽约、以“约翰·多伊一世”(John Doe Ⅰ)为名就诊的病人做代用者期间获得了500美元报酬；在1968年1月为弗吉尼亚的病人“约翰·多伊二世”(John Doe Ⅱ)服务时获取了250美元。之后的一份法院文件将指控的人数提高到了7人。卡尔弗特声称研究者知道芭芭拉是已婚状态，是他们说服她隐瞒自己的丈夫来从事这些非法的代用者活动。

在他们圣路易斯的老朋友们看来，乔治·卡尔弗特震惊的反应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大多数人觉得他就和医学院以及学校的其他人一样，知道芭芭拉每天中午都在做些什么。迈克·弗赖曼医生和妻子在出席好几次聚会上都和卡尔弗特碰过面，他当然听说过她参与门诊活动的风声。弗赖曼说，芭芭拉的参与是为了赚些外快。“我认为他们(卡尔弗特夫妇)当时经济有些紧张。”他回忆说，“我不觉得她是因为被什么道理说服了或者因为觉得性生活非常重要。她这么做只是单纯地为了赚钱。”惹上官司之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因为畅销的性爱建议而名声大噪，收获了大笔版税和治疗费。乔治·卡尔弗特在诉讼中宣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从有芭芭拉参与的研究项目中获得过经济利益。

一些报纸出现了关于这起官司的报道，但诊所的新任律师小沃尔特·梅特卡夫建议比尔和吉尼保持沉默。“我们唯一的反应是觉得任何此类指控都很荒谬。”他们在仅有的一次正式声明中说，“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梅特卡夫说服法官对这个案例的所有记录进行密封，并巧妙地请求了庭外和解，封锁了面对媒体的全部口舌。卡尔弗特的案子可能会暴露诊所无数的秘密——未婚夫妇之间的性爱、病人和代用者之间的金钱交易，以及两位统治美国整个性学领域的专家那些疑点重重的活动。如果这些消息公之于众，国家医疗委员会可能会取缔马斯特斯的行医执照，他也可能被迫辞去学术或专业机构的职位。诊所的董事会直到启动这个项目的数年之后才了解了实情。“我想，他最终承认了使用代用者的事，并且表示这不是个好主意。”托里·福斯特律师回忆说。

比尔·马斯特斯的全部美好愿景，以及要用新疗法治愈性功能障碍的全部信心，都差点因其使用代用者的方法而付之东流。他险些让自己深陷法律的泥潭以及公众关系的噩梦之中。“这让整个项目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两年之后约翰逊承认道，“太让人伤心了，因为他们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

得到教训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向公众保证再也不使用代用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