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性交易（第2/3页）

亚瑟·莱维恩是唯一可以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轻松打造高楼大厦的人，是奥林匹克大厦(Olympic Tower)的主人。富有的他渴望能找到最好的医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自己的房产公司和希腊巨头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当时已迎娶了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一起建造了一幢52层楼之高的摩天大楼，令一旁的哥特式建筑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顿时变得渺小起来。莱维恩的丰厚财产——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建设购物中心——令他毫不犹豫地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捐赠了10万美元。“心怀感激的病人是金钱的最好来源。”诊所第一任律师，对马斯特斯如何促使赞助人掏腰包这件事记忆犹新的托里·福斯特解释说。但在莱维恩夫妇这个病例中，比尔和吉尼没能亲自接待让他们感觉受到了怠慢。“对于没有被分配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一点，他们真的感到非常恼火。”后来和舒马赫一起担任治疗师的雪莉·祖斯曼回忆说，“他们就是那些习惯了‘最好的东西’的有钱夫妻。他们不知道萨利可能是最优秀的，或者至少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一样出色。”莱维恩夫妇后来惊讶地发现舒马赫的治疗格外有效，于是亚瑟·莱维恩决定再做一件事： 他联系了长岛犹太医学中心(Long Island Jewish Medical Center)，还为坐落于自己家附近的新性爱治疗中心提供了一笔100万美元的巨额捐款。舒马赫成为了这个中心的新主管。“我当时正在找工作，于是选择了其中最好的一个机会。”她解释说，“很少有人了解这个(性爱治疗)。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大家都想开诊所。”

然而，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这一切时，他们火冒三丈，认为发生了一些不合伦理的事。“她真没有一点忠心。”约翰逊后来发怒道。虽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承认她的离职，但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争执。不过，两人似乎忘了自己矛盾的反应。毕竟，他们曾公开宣称要义务培养他人，所以同事将他们治疗的新方法宣扬出去又有何不可呢？毋庸置疑，她的辞职掺杂着部分亚瑟·莱维恩慷慨捐款的原因。舒马赫坚持说她从未做过任何不合适的事以获取莱维恩的回报。“我猜他们不太高兴看到别人独立门户，但是他们从未直接说明这一点。”关于她的离开，员工们没有被告知其中的原因。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孤立氛围——房间都装有连接着录音机的开放式麦克风，病人的隐私和秘密始终被放在第一位——变得愈加严重。名人或富人客户不再被分配给除了比尔和吉尼的其他人。想要在外开展业务的治疗师必须首先得到他们的批准。当员工中唯一一位非裔美国治疗师朱恩·多布斯·巴茨想要为《黑檀》月刊(Ebony)写一篇文章时，遇到了无数的障碍。“(稿费)是1000美元。我问，‘是否得把这笔钱上交呢？’然后他们说，‘请你把这笔钱交给我们。’”巴茨回忆道，“他们对待这件事就和对待萨利·舒马赫的那100万一样严肃。”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想要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全世界的憧憬如今似乎渐渐地被离弃他们的员工以及那些无耻偷窃他们技术以谋取利益的陌生人破坏了。连骗子和无赖都将自己残缺的服务称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标准。“这一领域积聚了多少的垃圾和没有诚信的家伙啊！”约翰逊在媒体面前谴责道，“真正知道自己所做所言的人加起来还不到一打。”结果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原本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帮助在医院及大学里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护士以及治疗师开展性爱治疗门诊。“通往山顶的道路有很多条，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建立的大本营出发而来的，在这个节奏加快的时代里，他们已经将弗洛伊德所谓的精神疗法转变成了性爱治疗。”《科学》杂志(Science)声明说。但是如果比尔和吉尼希望能有一群忠实的门徒，那很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几乎没有追随者。”马斯特斯在1975年承认道，“我们依旧只是两个人。”

此外，他们的绝大多数模仿者都没有经过医学训练。加利福尼亚的婚姻咨询师威廉·哈特曼和他的同事玛里琳·菲西安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法，比如展示夫妻做爱的电影、使用催眠疗法、进行“性学”问卷调查。为了破除客户中的“消极”文化禁忌，就如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感知疗法”中所做的那样，一位名叫泰德·麦克伊万纳的牧师自称为性学专家，并在旧金山开设了全国性爱论坛，并在其中一天放映关于人兽性交、手淫、性虐待的影片，第二天又放映了有关“良好的正常性表达”的电影。更多存在质疑的实践活动在1972年纽约州听证会上进行了审核，其中的证据包括假证书、乱收费以及性虐待。在这群没有资质的专家中还包括一些罪犯和精神病患者。他们在自己所谓的性爱疗法中混杂了诸如格式塔理论(Gestalt)、生物能疗法、心理剧之类的元素，以及各种形式的女权主义、家庭咨询和宗教信仰。个别私营治疗师简单地给自己制作了证书，或者从不提供任何发表过的能证明他们方法行之有效的证据。最糟糕的案例甚至牵涉到了强奸。“我们发现，在‘性爱治疗’方面出现了一种惊人的普遍模式，在‘对客户的幸福非常必要’之类说辞的伪装下，男治疗师会怂恿女客户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当时纽约的首席检察官助理斯蒂芬·明德尔控诉道。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道德氛围的变化中，曾经一度被禁止的实践活动得到了默许，人们不再一味地谴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这种性爱关系。美国精神病学会对此发出了严厉谴责，但是大多数性爱治疗师并不属于这一组织。在精神病学家中，标准似乎更加模糊。1975年举办的大会上，美国精神病学会委婉地禁止了将治疗师病人性爱关系纳入伦理的专业范畴。《读者文摘》杂志(Reader’s Digest)通告说，“一个具有广阔前途的医学研究新领域正在被一群江湖医生侵蚀，”并且引用了全国各地大量的不良事件。“可怕的事实是任何人在任何州都可以挂上自己的小招牌，并自称为性爱治疗师。”杂志在结束的时候写道，“没有一个州设立过可行的培训、从业以及伦理标准。”

这些假冒的性爱诊所让比尔·马斯特斯非常痛心。在华盛顿大学的那几年里，他就曾经警告说医生以及其他有资质的医学同僚都缺乏足够的性爱训练。他和约翰逊一起出版的著作提出了普遍的性爱弊病，但医学界没有几个人真正准备处理这些病人急切的需求。大批冒牌医生以及骗子涌入了“性学”这个主要由他们两人开创的新领域，这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对于性爱庸医最主要的刺激是金钱。”马斯特斯在1974年责骂道，“目前性爱治疗这个领域被一群令人震惊的不称职医生、邪教分子、神秘主义者、业余玩家以及彻底的江湖骗子控制着。”在美国精神病学会之前，马斯特斯就提出过受性问题困扰的病人特别容易被人操纵。他呼吁，对那些与当时“无法给出客观许可”的病人发生性关系的治疗师控以强奸罪名。“如果有更多人愿意站出来指控，那么将会少一些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