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改变与逆转（第5/6页）

“我没法跟他谈论这个。”约翰逊向科罗德尼吐露说，难得地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我们不能再讨论这个话题了，因为已经为此大吵了一架，而我又不得不和这个男人继续生活下去。你必须和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科罗德尼决定将自己的担心写出来，表达得尽可能友善而直接。1978年8月，关于第二版的手稿，他寄了一封两页之长的亲笔信给马斯特斯，重复了自己之前的提醒，即有关改变性取向的章节需要重新评估。“我更加确信这离发表还差得很远，只会给那些喜欢抨击你名声和研究正确性的批评者以素材。”科罗德尼给这位曾经启发过自己职业生涯并一直以来都担任着导师的人这样写道。马斯特斯看了科罗德尼的信之后拒绝承认任何事。马斯特斯并没有能够努力走得更远，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奖赏——为自己长期从事的人类性爱研究画上完美的句号。他们的对话变成了一场面红耳赤的争吵，最终扯到了约翰逊的办公室。她和科罗德尼都没能说服马斯特斯。“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马斯特斯反复坚持着，“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当初打算要做的三部曲中理所当然的最后一部。”

得到了约翰逊的批准之后，科罗德尼对他们的出版社提出了延后要求，然而为时已晚。“那是一本烂书。”约翰逊数十年之后回忆说，“科罗德尼也有些得意忘形。”她说她当时赞成重新书写并修订整本书，使之与现存的(医学)文献相符，她担心马斯特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谈论什么。她说，最糟糕的是比尔当时对于编写病例研究非常具有创造性。

当出版的进程启动之后，约翰逊和科罗德尼都认为只剩下唯一的选择——两人都不想要通过公然反对激惹马斯特斯——那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本作品可以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吉尼不再负责这件事了。”科罗德尼说，“所以这本书就如比尔希望的那样在4月出版了。而我基本被忽略在外。”

《同性恋研究》在出版之前被寄予了厚望。图书出版社机敏地将一部分内容事先透露给了《时代》杂志，而由于这两位研究员影响广泛的名声，《时代》刊登了关于该书夸张的正面报道。它宣称，“毫无疑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当代的一个现象。”

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媒体一样，《时代》一开始就量化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影响——售出了75万本著作，在研究过程中观察了超过1万次性高潮，治疗了2500对有性功能障碍的夫妇，并且成功率达80%。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早期的科学著作，《时代》杂志注意到了其中使用的拗口英语，比如用“挑逗接触时机”来表示前戏，以及用“言语表达的关于表现的关心”来表示谈论性爱。它还挑出了这本书的另一个毛病，“几乎没有涉及心理学、伦理学或者同性恋起源的内容”。但是与其他更严厉的评论相比，这些只是模棱两可的评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评论文章说该书“充满了谬论”，并直截了当地质疑了有关改变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总结了有关此书的反馈信息之后，它嘲笑道，“‘改变’成异性恋有一半以上的可能。只要你想，那就可以。”最令人痛心的反应来自科学以及医学界，他们对抽样方法及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项研究是基于那些愿意花2500美元进行两周改变治疗的同性恋患者，那么就会造成不可救药的偏移，个体选择的样本会向有利于成功的方面倾斜。”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性身份领域专家约翰·莫内说。即使是数年之前请求马斯特斯帮忙一起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录中去除的美国精神病学会前主席贾德·马穆，也对他们的结果有所怀疑。“我非常怀疑你们竟然可以在两周时间之内把一群金赛6级的人改变过来。”马穆说。

关于改变疗法的争议持续了好几十年。无数的江湖医生以及宗教狂徒指望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称的成功，开始提供“治愈”同性恋的“脱离同性”服务项目。此后的30年里，在许多人当中，基督教联盟创始人帕特·罗伯森以及教士杰里·法尔韦尔支持了那些改变同性恋的服务，其宗旨就是使病人们脱离罪恶、重回敬畏上帝的异性恋的怀抱。2006年，天主教医学会宣布：“科学研究——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在内——反驳了有关同性吸引取决于先天因素且难以做出改变的神话，同时还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的希望。”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第二竞选人萨拉·佩林所在的阿拉斯加教会通过詹姆斯·多布森博士管理的全国性基督徒组织爱家协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同性恋改变的地方会议。多布森团队在《同性恋研究》出版了将近30年之后将其脚注引入他们的网站上宣称说：“性爱研究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很难成为一对典范！)说，‘同性恋无法改变’的观念显然还存在疑问。”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医疗团队最终都开始反对这种改变疗法，并认为其所宣称的那些成功案例并不能在其他研究中得到重复论证。的确，2007年的时候，美国医学学会发表其官方声明，表示反对使用那些基于同性恋本身是一种精神疾病的假设，或者以病人应当改变其同性恋倾向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基础的“修复”或“改变”疗法。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十分好奇为什么没有人在这件事上对马斯特斯进行阻拦，让他不至于出丑。“这是我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为失望的一点。”格布哈特谈到他们的第三本书时说道，“我一直都很敬重科罗德尼，连他也会赞同对同性恋进行‘治疗’，这让我着实有点惊讶。”

马斯特斯非常自信，觉得他们的书最终还是会被接受的，就如同之前的两本一样。他认为绝大多数批评都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他们总是抱怨说两周的治疗过于简单化了，远不足以了解患者性生活中的谜团。规模与范围方面的局限性中许多他都表示承认，但他觉得改变疗法的前景给了患者更大的希望和更多的自由，这是精神分析无法做到的。“批评的人都是基于老观念。”马斯特斯在媒体上不屑一顾地回应道，“我们报道的是10年研究以及5年随访的结果，证明这的确有效。”

在那些内部成员之中，包括科罗德尼在内，大家始终有些困惑，为什么马斯特斯这么拼命地不停推广改变及逆转理论的可信度。过去，马斯特斯曾是一位有远见的人，观点犀利，但总会有充足的资料支持。这一次，他怎么会让研究所陷入如此被动的地步呢？媒体总会有很多批评声，但从来也没有对这本书基本的诚信进行攻击。没有人知道诊所内部的担忧。“在这一点上，我主要认为比尔关于改变疗法的理论更多是他的想象，而不是以数据为依据的治疗研究，所以这着实给我下了一个套。”关于可能产生的影响，科罗德尼回忆说，“显然，业界以及普通大众对于他们成果的接受方式有了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