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3/6页）

“这么说——”将军刚开口，克劳德打断他。“您能坐上飞机，应该感到幸运才是，将军。”将军绝非求人之辈。克劳德喝完威士忌。将军也喝完威士忌，盯着克劳德的眼睛，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声再见。将军曾跟我讲，美国人喜欢盯着对方眼睛看，整人时尤为如此。克劳德不认为美国人要整将军。“别的将军只带他们的直系家属上飞机。”临出门，克劳德对将军和我说道，“就是上帝和诺亚也救不了所有人，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救所有人。怎么说都一样。”

他们救不了吗？我父亲会怎么看？他是天主教神父，但我却想不起他布道时提及过诺亚。我承认，每次参加弥撒，我人在现场，心却不知飞去了什么地方。不过，不管上帝还是诺亚能做什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军所有的手下只要有机会，都愿意拯救哪怕多达一百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愿意拯救那些伪亲人，只要他们出得起贿赂。越南人家庭结构复杂，关系微妙。我母亲在世时，受人冷眼，生活孤苦。我是她唯一的儿子，有时很想要个越南式的家庭，但看现在情形，可没有这念头了。

那天晚些时候，阮文绍总统(6)辞职。数周前，我以为他会用独裁者的方式离弃这个国家呢。他的辞职没让我分心：我忙着拟定撤离人员名单。将军好搜根剔齿，面对棘手问题时惯于当机立断。不过，此次拟定撤离人员名单，他全权交由我办。他掌管国家警察总局，要务缠身：须每早审阅呈来的审讯报告，参加联席会议总部会议，与密友电话商议守城弃城等大事。讲到守城弃城，这如同听着最喜爱的歌曲玩抢椅子游戏，很难把握节点。我之所以想到音乐，是因为晚上我在别墅房间里拟名单时，打开索尼收音机收听美国无线广播播放的诱惑乐队、詹尼斯·乔普林、马文·盖伊的歌曲。听他们的歌，人碰上坏事不至于颓唐，顺风顺水时更意气风发。不过此刻，他们的歌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每划掉一个名字，感觉如同判了该人死刑。三年前，我们撞开一个共党女特工家的门。当时，她正往嘴里塞一团纸。纸上有我们所有人——从衔级最低军官到将军——的名字。我之前将要抓捕她的情报给了敏，敏没及时转告她。警察将她摁在地上，我只有伸手从她嘴里掏出被唾液浸透的名单。晾干后，白纸黑字证明：习惯监视他人的政治保安处的人，何尝不处在他人监视之下？我没有和她单独一起的机会。即便有，我也不敢告诉她我是自己人，从而暴露身份。我很清楚她的命运会如何。在政治保安处审讯室里，被审讯的人嘴再紧，最终会被撬开，她也会不由自主说出我的秘密。她比我年轻，但跟我一样，也清楚自己会受到什么审讯。和她相视瞬间，我便看出她的内心：她认定我是欺压人民的政权豢养的恶犬，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不过很快，像我必须演戏一样，她没忘记也须演戏。“求求你们了，长官！”她哭道，“我是无辜的！我发誓！”

三年后，共党女特工仍被关在牢里。我一直将她的案宗放在办公桌上，借此提醒自己：我没能营救她。“我也有错，”敏曾愧疚道，“解放那天，我会亲自打开她的牢房。”被捕时，她二十二岁。案宗里有她两张照片，一张是被捕照，一张是几个月前近照。如今，她的视力越来越弱，头发越来越稀。我们的牢房是时光机，可加速囚犯衰老。拟撤离人员名单时，我看着她两张不同的脸，如此，我更容易做出谁走谁留的决定。能够有幸撤离的人毕竟少数，更多的、包括我喜欢的一些人，只能留下受惩待毙。连续几天，我反复修改名单。这段时间里，春禄守军全军覆没，柬埔寨金边落入红色高棉之手。又过了几晚，前总统秘密逃往台湾。克劳德驾车送他去机场，注意到他的几个行李箱重得出奇，里面传出叮叮当当金属碰撞的声音。翌日上午，克劳德来电话告诉我，两天后我们可以乘机离开西贡，顺便提了前总统应该从国库卷走了价值不菲的黄金。就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拟定了名单并向将军报告了拟定原则：一是民主性，二是代表性。据此，撤离人员包括衔级最高者，公认最诚实者，我最愿意与之为伍者，等等。将军认可了我的原则与名单，当然，也认可了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相当一批功高过亦大的政治保安处高级警官将留在西贡。随将军撤离西贡的警官有一名中校，一名少校，一名上尉，以及两名中尉。当然，包括我自己，我还要捎上邦、邦的妻子和他俩的儿子，亦即我的义子。

还是那天晚上，将军拎着那瓶只剩一半的威士忌，来到我房间犒劳我。我趁机求他带上邦一同离开西贡。我和邦不是亲兄弟，但自上中学起，我就有两个结拜兄弟，邦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敏。当时我们三人各自在右手掌上划开一道口子，再将流血的手庄重地握在一起，让血交融，誓言相互忠诚，永不背叛。我的钱夹里有一张邦和他家人的黑白照片。他天生一张像被打烂的俊脸。尽管头戴伞兵贝雷帽，身着熨得挺括的虎纹伞兵作训服，但抢眼的还是他的尊容：两只耳朵如降落伞；下巴永远陷在脖颈肉里；鼻子扁平，如同他的政见右偏得厉害。再看他的妻子灵，诗人或许会将她的脸比作获月(7)：不仅说她的脸丰满圆实，更是说她的脸布满斑点坑洼，都是痤疮后留下的瘢痕。他俩怎能生出德那么可爱的儿子着实费解，这或许验证了负负相乘得正的道理。将军将他们的照片递还给我，说道：“我至少还能为他做这件事。他可是空降兵。我们的陆军如果像空降兵，这场战争就赢了。”

如果……偏偏就没有如果。现实是，将军屁股压着我的椅子边沿坐着，我则站在窗边呷着威士忌。窗外，院子里，一个容量五十五加仑的桶，桶里火烧得正旺。将军的勤务兵将各种机密文件攥成团状扔进火里。夜里空气原本炎热，因为这桶越烧越旺的火，更是热上加热。将军站起身，端着酒杯在不大的卧室里踱步。他仅穿一条宽松短裤，一件无袖汗衫，下颌一层子夜过后冒出的短短须茬。只有内务人员、家人和我，才得睹他这副尊容。白天任何时候，将军在拜访者眼里头发都油光滑亮，着一身浆洗的卡其布军装，胸前佩戴多过选美冠军饰发丝带的勋带。但今晚不同于以往。时不时响起的一阵枪声打破了别墅压抑的死寂。将军一反常态，喋喋不休，怨道：“美国人不是承诺了吗，只要我们言听计从，就帮我们清除祸患？他们挑起了战争，现在厌战了，就出卖了我们。”他又给我的杯子里倒上威士忌，继续道。“能怪谁？归根结底怪自己。我们当时竟然蠢到以为他们会信守承诺。现在除了美国，我们无处可去。”“能这样已经不错了。”我说道。“也许吧。”他应道，“至少我们还能活下来继续战斗。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真是被耍了。为此，说句什么酒辞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