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6页）

连着几天，我们想着想着就落泪，然后，呆呆地等下一步安排；有时变变，先呆呆地等下一步安排，然后，想着想着就落泪。自我折磨到身倦心疲时，美国人用飞机送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旁的彭德尔顿营(2)。这回，我坐的是真正的民航飞机，坐的是真正的飞机座，看到的是真正的飞机舷窗。美国人为我们在彭德尔顿营专门辟出一处。虽说同是难民营，但这里设施提升了不少档次。这证明了，在美国梦这条道上每前进一步，便会享受到相应好处。在关岛，大多数难民住海军陆战队临时支起的帐篷。在彭德尔顿营，所有难民住进了营房。我们像新兵一样集中起来，一丝不苟学有关美国的各种知识。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在这里给巴黎的敏的姑妈去了第一封信。当然，信其实是写给敏的。我和敏商定了隐含各种意义的用语措辞。比如，信若出现天气、健康、法国政局等字眼，他就知道，除了明信，同张纸上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暗信。若无这类字眼，便无暗信，他只需读明信内容。在美国第一年，要用暗信报告的事情不多。毕竟，流亡美国的南越军人几乎不在状态，谈不上酝酿谋划反攻之类的大事。这种情况本身就是有用的情报，不过，实在无需暗信传送。

“亲爱的姑妈，”我当她真是我的姑妈，写道，“很久很久没写信给您了。这么久后，第一封信就给您写可怕的事情，实感内疚。”邦身体、精神状态均糟。我晚上要是失眠，就听他在上铺辗转反侧。他的记忆，像火，炙烤着他的身心。我看得出他脑袋里闪着什么。有敏的脸，他认定我俩抛弃了这个结拜的兄弟。有灵和德的脸，他的手和我的手，可是实实在在沾过母子俩的血。我生拉硬拽着他去到饭堂，否则他在架子床上非成饿殍。饭堂摆着供多人用餐的大桌，饭菜食类味如嚼蜡。整个夏天，几千个难民共用一个没有隔间的澡堂，与素昧平生的人住在同一间营房。将军的待遇没什么不同。他、夫人和四个子女也得和另外三家人住在一间营房。我陪他在他的住处打发了不少时间。“竟和低级军官、吵吵闹闹的小孩们住在一起。”我有一次去看他，他不满道，“如今竟落到了这步田地！”一块块挂在晾衣绳上的床单把营房隔出了各家的空间，夫人和子女的耳朵尖，这些床单哪能隔断邻家动静。“这些动物没日没夜做爱。”将军生气道。将军和我坐在营房门前水泥台阶上。我俩抽着烟。眼下连最廉价酒水也没有，只好喝着茶。“他们毫无廉耻！就在他们孩子面前、在我孩子面前干这事。你知道，我家大女儿有天问什么？‘爸爸，什么是妓女？’她亲眼看到有个女人就在下边厕所旁卖淫呢！”

在与我们一径之隔的另间营房，一对夫妻闹将起来，先是老套对骂，后遽然升级，演变为全武行。我们看不见营房里发生的事情，但抽皮打肉的噼啪声真真切切传到了我们耳里，只听女人惨叫连连。很快，营房外聚集了小群人。将军叹了口气。“都是些动物！好在还有一些好消息。”将军从口袋里掏出一篇从报上裁剪的“新闻”，递给我。“记得他吗？开枪自杀了。”“这算好消息？”我捏着剪报，问道。“他是个英雄。”将军说道。给姑妈信里，我也这么写道。将军给我看的已是旧闻。西贡陷落后没几天，报纸报道了该事。将军在阿肯色州难民营的朋友寄来这篇报道。中心版面登有死者照片：平躺在将军行过军礼的纪念雕塑的底座旁。若无文字说明他自杀了，还以为他大热天睡在地上，忧郁如爵士歌手，望着瓦蓝天空哩(3)。在我们飞往关岛、共产分子的坦克开进西贡那段时间里，这个中校男人去到纪念雕塑前，拔出佩枪，用子弹在逐渐谢顶的头上钻了一个洞。

“是真正英雄。”我说道。他有妻子和好几个儿女，具体多少，我已记不清楚。我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他。拟撤离人员名单时，我考虑过他，但最终划掉了他的名字。想到这，我感到内疚。这种感觉犹如一根羽毛，挠着我的颈背。“没想到他会走这步。”我说道，“要是知道的话——”

“我们要是能料到他会走这步就好了。谁能料到？不要自责了。我许多手下就在我眼前死了，每个人的死都令我难过。但是，我们干这一行，死是难免的。不定哪天轮到你我。我们就当他是烈士，记住他好了。”

将军和我以茶当酒碰了碰杯，以此缅怀中校。不过，就我对中校的了解，他也就这件事做得像个英雄。将军或许明白我的心思，说道：“他要是不自杀，应该说，我们还是用得上他的。”

“用他干什么？”

“用他去盯共产分子一举一动，就像共产分子或许也在盯我们一举一动。你想过这事吗？”

“想他们如何盯我们？”

“一点没错。盯我们的有亲共分子，有打进我们内部的间谍，有地下特工。”

“完全可能。”我说道，手掌心湿了，“他们很狡猾，有手段，完全可能干这事情。”

“那么，谁可能干这事情呢？”将军望着我，想听我回答，或者兴许对我起了疑心。他手里端着茶杯。我迎着他的目光，同时，用余光防着他手中茶杯。他若扬杯砸向我脑袋，我好瞬间反应。“在国内，到处都有越共特工，”他继续道，“因此，说我们中间现在可能有他们的人，不是没有道理。”

“您真认为我们中间可能有间谍？”此刻，除了眼球没冒汗，我身上已无干爽之处。“该不会在军情处或在联席会议里？”

“你就想不出一个可疑的人？”他一直盯着我一双冷静到还没冒汗的眼睛，仍握着茶杯。我喝完自己茶杯里余下的一点冷茶。假使此刻有人用X光机扫描我颅内，会发现，里面有只仓鼠疯狂蹬着转轮，拼命想着如何应对。显然，他疑心我们中出了间谍，我若矢口否认，会于我不利。只有间谍才矢口否认我们中存在间谍。因此，我非得说出一个有间谍嫌疑的人不可。这个人一要可以转移将军对我的注意，二还不能是真间谍。第一个蹦入我脑袋里的人就是酒仙少校。我说出了他的名字。果然，产生了我希望的效果。

“他？”将军皱眉，终于不再盯我，而是研究起他的手指关节。他没料到我怀疑酒仙少校，一时感到错愕。“他胖得要照镜子才看得到自己的肚脐。我认为，上尉，你这次的直觉可不靠谱。”

“可能不靠谱。”我说道，装出一副窘样。为了进一步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将我的一盒烟给了他。之后，我回到我住的营房，写信向姑妈报告了与将军谈话内容，当然，省略了我心悸、发抖、冒虚汗等细节。彭德尔顿营没什么可让将军消气降火，好在我们在这里没呆太长时间。到达圣地亚哥不久，我便给我以前的教授艾弗里·赖特·海默写了封信，请他帮我尽快离开彭德尔顿营。他是克劳德大学时的室友。当初，克劳德就是向他推荐我，说我这个年轻的越南学生值得培养，需要一笔奖学金来美学习。海默教授当时不仅解决了我的奖学金问题，而且继克劳德、敏之后，成为我最重要的导师。是他指导我的美国研究，也是他甘冒风险，进入一个陌生学术领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格雷厄姆·格林文学作品中的神秘性与象征性》。读了我的信后，善良的教授立刻行动，先主动担保我；仲夏，又为我在西方学院东方研究系谋得一份文员工作。不止于此，他甚至从我以前的老师们那里为我募集了一笔钱。他的大仁大义令我感动。夏季末，我写信向姑妈报告了这笔钱的用途：买了去洛杉矶的长途客车票，付了在汽车旅馆的几夜住宿费，交了在唐人街附近租房的押金，买了一辆二手一九六四年款福特车。安顿后，我便上周边寻找确实同情难民困境的宗教或慈善机构，逢人便说邦的遭遇，希望有人愿意担保邦。我还真就碰到“先知先觉永恒教会”。它的名字响亮，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临街店铺模样的地方，简陋寒碜。它的一侧是一家有一单没一单营生的汽车车体修理装饰店，另一侧是一块铺有沥青的空地，空地是海洛因瘾君子们栖身的场所。在这种环境里，它提供精神产品。牧师圆咕隆咚，叫拉蒙，自我介绍时，打着嘟噜，将名字发成“勒—勒—勒—勒—阿门”。我给他捐点现金，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他担保邦，做邦名义上的雇主。九月，亦即新学年开始，邦和我重逢了。我俩住在我租的公寓，穷是穷，但还算体面。海默教授给我的钱尚有剩余。我去了市里当铺，用余钱买了真不能算作生活必需品的两样东西：一部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