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4/5页）

大导演和瓦奥莱特一周后才到。韩力和他的清一色男性团队早在几个月前就到了菲律宾。他们布景，准备服装，上按摩院体验生活，尝尝闹肚子烂裆的滋味，一句话，汗流浃背忙活了很长时间。第二天上午，韩力带我看影片主景地。它完全是越南中部高地村庄的翻版。在一口鱼塘上方，韩力团队甚至建了一个茅厕。厕纸是一垛香蕉树叶和一些旧报纸。从方便圆孔往下看，可直接看到鱼塘貌似平静的水面。韩力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水里养了不同品种带须的鲇鱼，与湄公河三角洲的鲇鱼同源近亲。“简直是天才之作，”他自我赞叹道。跟其他明尼苏达人一样，他钦佩一个人在困境中表现的聪明才智。这种性格是祖祖辈辈的遗传。要知道，明尼苏达人须与恶劣自然条件抗争，那里冬天非常严酷，有过人饥饿到几近自食同类的历史。“我听说，有人在这种厕所大便时，底下塘里抢食的鱼可多了去。”

小时候，我上的就是这种四面透风的茅厕，并且记忆犹新：刚摆好大便姿势，下方塘里的鲇鱼，为抢得最佳大餐位置，像赶着快马蜂拥而至。现在，我又见到这么逼真的茅厕。但它不会让我觉得亲切，不会让我钦佩同胞与环境相融的意识。我更喜欢抽水马桶，可以坐在光滑的陶瓷坐便器上，搁份报纸于大腿，悠闲读着，而不是用它揩拭屁股沟。西方人用的厕纸，较之于世界其他地方人用于擤鼻子的纸，还要柔软。当然，比方而已，因为用纸擤鼻子，在世界其他地方人看来，实在过于奢侈，想都不敢想。纸不是用来擦排泄物，而是用来写东西，比如，写我正写着的检讨书。西方人真的奇怪，琢磨不透，做事方式匪夷所思，做出的东西却令人惊叹。有力证据便是他们用的舒洁面巾纸和舒洁双层厕纸。我承认追求西方人的享受，推崇西方生活。我实在不愿再过那种真实的乡村生活，不愿再见到心地不善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和刻薄悭吝的姨妈。我不愿再尝那种乡土生活滋味，上茅厕时，屁股接二连三遭传播疟疾的蚊子叮咬。估计，一些演越南人的群众演员会尝到这样的滋味：韩力打算要他们使用这个茅厕，为塘里鲇鱼提供养料。剧组成员当然不用这样的茅厕，而是享用建在干地上一排用化学剂清洁的卫生间。我是剧组成员，因此，韩力邀我第一个“亲幸”这个茅厕，我表示遗憾，予以婉拒。我给他说了个笑话，借以缓和我的听来多少生硬的拒绝。

“你知道，我们怎么辨别菜市里卖的鲇鱼是不是在这样的塘里养的？”

“怎么辨别？”韩力一副准备铭记于心的样子，问道。

“在这种塘里养的鲇鱼，因为老抬头盯着屁眼，长着对眼。”

“这个解释真妙！”韩力哈哈大笑，边笑边拍打我胳膊，“跟我来。我带你去看建的寺庙。真是漂亮极了。特效那帮家伙到时会炸掉它，我真不愿看到那样的场面。”

韩力最中意的或许是搭建的庙，但在我眼里，他建的公墓才是杰作。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公墓。后来，我去巴丹半岛(3)难民营现场招募一百名越南人做群众演员。过了几夜，我回到摄制组，又上公墓转了转。说到巴丹半岛招募，很伤情绪。我遇到了几千名从越南逃出的衣衫褴褛的同胞。之前，我见过不少难民，指挥官，这场战争使得几百万越南人哪怕在自己国家也流离失所，但巴丹半岛这群混乱权且称为人的难民，是全新的物种，西方媒体甚至给他们安了一个新名：船民。乍听，或以为，指的是新发现的亚马孙河流域的土著部落，或是某个已消失的神秘史前族群，该族群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他们用过的水上交通工具。当然，有人将这些“船民”看作一群背井离乡的人，也有人将他们看作一群遭自己国家抛弃的孤儿。无论怎么看，他们状态极差，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更差：头发杂乱，粘连成结；皮肤像干枯树皮；嘴唇皲裂；身体上东肿一块西肿一坨，散发出像条旱鸭子驾驶的拖网渔船散发出的气味，亦即满船呕吐秽物的气味。他们太想找份活，听我按剧组标准给的报价，一天一美元，竟没有任何不屑表示。他们急于摆脱绝境的心理，还可由一件事情看出来：没有一个人——重复一遍，没有一个人——为多得些报酬，与我讨价还价。我没敢想过会有一天，我的同胞竟然不讨价还价。“船民”显然明白，供求天平如今不倾向他们。然而，真正让我情绪低落的是，我问其中一个群众演员、一个难掩贵气的前律师，国内情形是否真如外面谣传那么糟糕。“这么说吧，”她答道，“共产分子坐江山前，让我们受害的、让我们提心吊胆的、让我们低声下气的，是外国人。如今，干这些事的正是我们的同胞。我想，这就叫情况改善了吧。”

她的话让我震颤。少校的死，似乎被我忘到了脑后，成了我沥青般过往上的一个黑点。我的良心如一只猫，匀着呼噜好好睡上了几天。但现在，这只猫又被惊醒。越南在发生什么？我又在这里做什么？为了平静不安的心，我只得回想我与莫利女士分别时她说的话。我告诉了她，我打算接下好莱坞这份工作。为此，她做好饭菜为我饯行。吃饭时，我几乎动了真情，悄不冷冒出一个想法：即便对拉娜实有感情，或许，我同时也真心爱着莫利女士呢。莫利女士似乎早料到我会动这心思，一瓢凉水泼下，提醒我说，我俩已相互承诺，爱是自由的，不能相互羁缚。“你别觉得欠我什么。”她吃着橙子冰糕，说道，“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我嘴里说道，心里仍难免伤感。唉，一种爱无羁无缚，一种爱缱绻缠绵，我再怎么想要这两种爱，也不可兼得啊。或说，不定呢。的确，任何社会都有不少嘴滑齿俐之人，他们说的做的，在公众面前是一套，私底下又是一套。但是，莫利女士不是这类人。我俩在她卧室里践行完无羁无缚之爱，紧紧拥偎在一起。四周幽黑。她说：“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他们把这部片子拍出彩来。这部片子本身可能不错，但是，我相信，你能让它拍得更好。你可以为以后的影片该怎么表现亚洲人做出一个范本。这可不是小事。”

“谢谢你，莫利女士。”

“叫我索菲亚。真是讨厌。”

我真能改变什么吗？假若敏或莫利女士知道，我与大导演合作，不过是他的同谋，帮他剥削我的同胞难民，他们该作何想？我看到难民哀伤、茫然的脸后，信心打了折扣。这也是一种提醒：我还有悲情悯怀。它们像筋，将更加粗硬更加革命的东西系连起来。没有前者，后者会散掉。因为这种情怀，我思乡愈炽，仿佛在经历一场高烧，烧得我近于垮掉。就这样，我回到了剧组，去了韩力平地里搭建起的小村庄寻找慰藉。尘土小路，草顶茅屋，屋里的泥土地面，简陋的竹编家具，猪圈，一群夜里发出轻轻喷息的猪，刚孵出的啾啾小鸡，黏稠空气与蚊虫叮咬，一不小心便扑哧陷进去的黏糊的水牛粪堆。此情此景让我神伤，让我生起一种渴望，两样心情交织，使得我头晕目眩。村庄样样具备，只缺人，对我而言，最该在村庄的人是母亲。她在我去美国上大学后不久便离世了，年仅三十四岁。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我写了封信。信短如电报，直奔主题：“你母亲因肺结核去世，堪怜。葬于公墓，立真碑。”好一块真正的墓碑！他还用其固有方式特别注明，母亲本人无半钱积蓄用于料理后事，因此，墓碑等费用由他支付。信我读了两遍，感到愕然。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写的信。痛苦袭来，像滚烫铅水注入我仿佛空空的腔体。母亲生前的确长年生病，但不至于病入膏肓，除非她之前一直对我隐瞒真实病情。她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我俩很少见面，先因为在西贡上中学，离家数百英里远，后因为去美国上大学，离家更是上万英里之遥。我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去美国上大学前的一个月，与她作一次长久分离前的道别。美国大学为我提供的奖学金只包括一次往返机票，因此，我去美国后，期间没钱回南越过新年或度暑期，换句话说，要回到南越，得在获得学位后，如此，四年里见不到母亲。当我面，母亲表现坚强，一直挂着笑，一口一个“甜点”叫我。她说的甜点，是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面上有一层巧克力的饼干。每年只有圣诞节，父亲才像主恩赐其子民一样赐我一些饼干。她给了我几样带去美国的东西：一支自来水笔，一个本子，再就是一盒进口的那种饼干。她只在圣诞节才抿嘴咬上一小点，整整一盒，对于她，该是多大一笔钱啊。她识字少，读的时候还要念出声来，字写得羞于见人似的，小点大。我到了十岁，她写的东西由我代笔。本子和自来水笔在母亲眼里，一是象征所有她自己没能获得的东西，二是象征了我或出于天主佑护或出于偶然的基因组合，似乎命中注定要获得的所有东西。饼干我在去美国的飞机上吃光了。大学期间写日记的本子如今已化为灰烬。自来水笔，先没了墨水，后来不知何时被我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