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4/5页）

“不，一点不好笑。”我低声道。我知道，我俩打开了一个比政治还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我低头看着捧在手里差不多空了的酒杯，透过杯底波旁威士忌酒面，看见了手掌上的红色伤疤。“她没错。”他说道，“在婚礼上，是我给她留的电话号码，是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我跟她说，要是我写一篇日本人如何看越南人的文章，会多有意思。‘日裔美国人，’她当时纠正我，‘不是日本人；是越裔美国人，不是越南人。’‘你必须说自己是美国人，’她说，‘美国不会主动接纳你。如果你不主动说自己是美国人，如果你心里不想着自己是美国人，美国会抛弃你，会把你扔到集中营一样的地方，扔到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样的地方或扔到农场一样的地方。再说，如果你不把美国当家，你能去哪？’我们哪都可去，我说。‘你这么想，是因为你不在这里出生，’她说，‘可我出生在这里，所以，没别的地方可去。我要是有了孩子，他们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他们是这里的公民。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在那刻，听了她的话，我心底涌起一股以前从没有过的冲动，想和她生个孩子。我以前可从没想过结婚！从没想过做父亲！”

“可以再要一杯吗？”

“当然可以！”他往我杯里添上酒。“你这个没脑的杂种，”我脑袋里响起邦的声音，“事情给你越弄越糟。把事情办了。”“啊，”桑尼继续道，“我也清楚，要孩子、做父亲，可能性不大，更多是梦想。索菲亚过了生育年龄。不过，可以领养孩子。现在，我不能光想着自己，该为别人着想了。以前，我只想改变世界。我现在仍然想。问题是，我过去怎么从没想过改变自己呢，这真是好笑。革命就是开始于自我改变！只有这样，革命才能继续下去，因为，我们会不断内省，不断审视别人可能怎么看自己。我遇到了索菲亚，情形就是这样，我懂得从她看我的角度看自己。”

说完，他陷入沉默。我杀他的心被动摇软化了，软到我抬不起右手，伸到购物袋里拿枪。“听着，”我说道，“我有件事向你坦白。”

“你是要坦白，你真爱索菲亚。”他露出毫不做作的替我难过的表情，“我真同情你。”

“我来这里，不是因为莫利女士。我们谈谈政治吧，可以吗？”

“悉听尊便。”

“我以前问过你，你是不是共产分子。你说，如果是的话，也不会告诉我。可是，假设我告诉你，我是共产分子，你怎么想？”他摇摇头，微微一笑。“我不信假设。”他说道，“玩这种猜你可能干什么猜你是什么人的游戏，有什么意义？”“不是游戏。”我说道，“我真是共产分子。我是你的同盟。我当越共特工已很长时间，是革命者。你怎么想？”

“我怎么想？”他满脸不信，欲言又止。接着，他的脸因生气而涨得通红。“我压根不信，这就是‘我怎么想’。你来这里是给我设圈套。你要我说，我也是共产分子，这样，你就可以杀我或告发我。对吧？”

“我在设法帮你。”

“你怎么设法帮我？”

我无法回答。我坦白，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当时怎么鬼使神差地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者，准确地说，我当时不清楚，但现在，或许真清楚了为什么。我戴了太久面具，到了桑尼这里，以为可以安安全全地摘掉它。一种本能，一种非我才有的本能，驱使我冒冒失失做出如此举动。我不可能是唯一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亦即认为，别人只要了解我的真相，我就会得到理解，而且，或许会得到爱。可是，如果一个人摘去面具，别人却没有用爱心待之，反倒生惧、生恶、生怒，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暴露的真实自己，在别人看来，与其原先的面具一样招人嫌恶，甚至更甚，怎么办？

“是将军让你这么做？”他诘问道，“我看得出，你们两个人想阴谋搞掉我。我要是死了，对他、对你都有好处，绝对的。”

“听我说——”

“因为我得到了索菲亚，你嫉妒，尽管你根本不爱她。我早知道你会生气，但不知道你会如此下作，诱我上钩。你认为我蠢到了什么程度？你以为，说自己是共产分子，就会立刻在索菲亚眼里又变得迷人不成？你不认为，她会察觉出你在孤注一掷，会当面耻笑你吗？天哪，我都想象不出她会说什么，哪天我告诉她——”

我和他相距只有五英尺，如果开枪，似乎不可能打不中他，但喝了太多葡萄酒和两大杯波旁威士忌，加上往事的火上浇油，我极可能射偏。子弹穿过传出无线广播声的音箱，声音被打得低了下去，但没有消寂。他看着我，呆若木鸡，目光定在我握的枪上，因为加装了消音器，枪管长出了几寸。我的呼吸停止，我的心脏不再跳动。我的枪一抖，他惨叫一声：又一颗子弹射穿了他扬起的手掌。他陡地意识到死到临头，猛地蹿起，转身就跑。我飞身跃过咖啡桌，追了上去，在他跑到门口前，朝他射出了第三颗子弹。子弹打在肩胛骨与脊椎骨之间。他踉跄了一下，但没有止步。此刻，我位置极佳，邦就这么教我：在他后面，相距一英尺，正好是他的视线盲区，此刻开枪，十拿九稳。咔，咔，两声轻微枪响，一颗子弹射入耳根，一颗子弹打进头骨。桑尼脸朝下，扑倒在地，鼻子在毫无同情心的体重作用下，被生生撞断。

我俯瞰趴着的尸体：尸体一边脸枕在地毯上，血从头上弹孔里汩汩涌出。从我站的角度，亦即尸体的背后，我看不到尸体的眼睛，但看到尸体的一只胳膊弯曲着贴着身子，掌心外翻，露出血糊糊的弹孔。我胃里淀粉硬块已化解，化解后形成的液体在胃里晃荡，随时可能喷出。我深深吸气，缓缓呼气。我想到了莫利女士。她此刻可能在家；黑猫可能趴在她的大腿上；她可能在一边读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文章，一边等桑尼的电话，一个她再也等不来的电话。电话意味着一种吁求，吁求可以衡量我们与天主的亲疏，只有我这类爱的弃儿才会不断吁求烦扰天主。现在，桑尼跨过了最大的坎，留在世间的只有他冰冷的、越来越暗的黑影般尸体，他的生命之灯永远熄灭了。他的毛线开衫背部洇开一片深红色，他的头周围泛开一圈光晕般的血。一阵恶心和寒冷袭来，我不由得簌簌发抖。母亲声音响起：“你会比他们所有人都强，会吧，儿子？”

我深深吸气，缓缓呼气，一次，两次，三次，身体的剧烈抖动因此减轻，变成了微微颤栗。“记住，”我脑袋里响起邦的声音，“你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我这才想起还有一连串需做的其他事情：脱下风衣、T恤，穿回蓝色开领短袖马球衬衫；脱下牛仔裤、帆布鞋，穿回卡其裤、懒汉鞋；穿上翻过来纯白面朝外的风衣；脱下浅顶软呢帽，将长齐颈底的金色假发套在头上；戴上棒球帽；架上墨镜；最后将购物袋和枪放进背包。一切收拾停当。金色假发、棒球帽和墨镜是邦的主意。在家时，邦要我在卫生间镜子前戴上这些东西，看看什么效果。镜面积攒了一年来飞溅的牙膏沫，雾蒙蒙的。“看见了吗？”他说道，“你现在这样子就是一个白人。”尽管戴上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连假面舞会或万圣节派对都不用的化装道具，在我眼里，化装后的我依旧像原先的自己。假如一个人不知道我的真模样，那么，我看起来不像化装后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