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3/5页）

“为了革命，我一直过着地下生活，指挥官。革命现在至少可以给我回到地面上生活的权利吧，至少可以给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决不说假话的权利吧。远的不说，至少在您让我再回到地下生活之前，我可以有这些权利吧。”

“你又来了。莫名其妙地又跟我拧起来。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敏感时期？要让我们的革命重建我们的国家，还需几十年。在任何这样的时期，绝对诚实不总受到鼓励。不过，有些事情得如实面对，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他指着摆放在竹柜上的大玻璃缸。缸上盖有一块黄麻布。这个玻璃缸看一次够矣，但之前，他让我不止一次看过它。此刻，他又欠过身，扯去盖在缸上的黄麻布。我别无选择，只有将目光又转向缸里的展品。这件展品，说句公道话，真该放在卢浮宫或其他专门展示西方成就的伟大博物馆里。缸里盛有甲醛，泡在甲醛里的是一个浅绿色怪物似的东西，它像来自外太空或大洋最深最诡异的地方。美国弗兰肯斯坦发明的脱叶剂造就了这个婴儿的肉身，有一个身子，两个脑袋，四只闭上的眼睛，两张像打哈欠永远张得大大的天生痴呆儿般的嘴；两张脸各朝不同方向；一双手蜷曲，抵住胸脯；两条腿打开，露出煮过的花生米似的男性生殖器。

“想象他母亲会是什么感受。”指挥官用手指敲着玻璃缸，“或想象他父亲会是什么感受。想象他们的惊叫：‘这是个什么东西呀？’”他摇着头，喝着米酒。米酒呈稀奶色。我舔着嘴唇。发干的舌头在两片干裂的嘴唇上刮来擦去的声音，我听来已够响亮，指挥官却并没听到。“我们本可以直接枪毙了这里的所有囚犯。”他说道，“比如，你的朋友邦。他这么一个参与过凤凰计划的杀手，让行刑队枪毙了他，一点不冤。可你还在保护他开脱他，这反映你的品行与判断力出了问题。好在政委总宽大为怀，认为任何人，即便他们和他们的美国主子动辄杀人，都可被改造过来。我们的革命给了他们劳动赎罪的机会，表明我们宽宏大量。美国人，美国人的傀儡，做不到这点。这些所谓领头人许多从没在地里干过一天活。一个人对农民生活一无所知，怎能领导一个农业社会走向未来？”指挥官懒得用黄麻布盖住玻璃缸，又给自己倒上一杯酒。“有些囚犯认为现在的伙食太差。为什么会这么想？唯一解释就是，他们缺乏了解。我当然知道他们受苦，可是，我们都曾受苦，而且我们仍须继续受苦。国家在恢复元气，要完全恢复元气，需要的时间比这场战争的时间还要长。可这些囚犯只关心自己的苦痛，对我们过去经历的一切置若罔闻。我无法让他们理解，他们现在每天摄取的热量，比我们的革命军人在战争时期摄取的热量还多，比被赶到难民营里的农民摄取的热量还多。他们认为在这里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受迫害。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表明，对他们的再教育远不能一蹴而就。你虽然也拧，但比他们强许多。说到这里，政委评价过你接受再教育的进步情况，我完全同意他的评价。那天，我就是和他谈到你。他对你真是相当宽容。你叫他‘无脸’男人，他甚至没因此动怒。是的，我懂，你不是在讽刺他，你只是讲一个明摆的事实。可他对于自己的，呃，自己的状况一直相当敏感。换了你是他那种状况，也一样敏感，对吧？他想今晚见你。你真很荣幸。迄今，还没哪个囚犯与他近距离面对面过，我不是说你也是囚犯。他想跟你当面澄清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我问。指挥官与我均将目光投向我的检讨书手稿。手稿齐整地叠放在竹桌上，用一块小石头镇住。三百五十四页啊，可是我借着浮在小碗油面上的灯芯燃烧的火光写出来的。指挥官用中指敲着这叠手稿。顺便提一句，他的中指指尖已被削掉。“什么问题？”他自问自答，“从哪说起呢？啊，该吃饭了。”一名看守端着一个竹盘站在门口，他的皮肤略呈黄疸色。在这里，看守也好，囚犯也罢，多数人肤色略呈黄疸或寡绿或死灰，之所以如调色板三色并有，是因为罹患热带疾病，另加恶劣伙食。“什么饭菜？”指挥官问。“斑尾林鸽肉、木薯羹、炒白菜和米饭，长官。”我平常一直吃煮木薯羹，但烤斑尾林鸽腿、胸脯肉，让我垂涎欲滴。木薯这种东西，即便再饿，也得硬咽才能下到肚里。它入到胃内，变得梆硬，顶着胃壁。胃想消化它，实属徒劳。每天若吃木薯，不仅从饮食角度看令人生厌，从胃肠科学角度看也非健康。它在胃里要么结成令人痛苦不堪的砖块，要么化为喷射状排出的液体。因此，肛门口像有条老想窜出来的小鱼，总有被咬啮的感觉。在单人牢房里，看守要到早上八点，且分秒不差，才会清理用于盛屎尿的空弹药箱。因此，我想拼命控制肠道的蠕动排泄，可肠道像一时打结的水管，不定什么时候，往往就在看守刚放回清理完的空弹药箱不久，便喷射而出。如此一来，固体的、液体的排泄物会在弹药箱里沤上一天一夜，恶臭熏天，还把弹药箱锈蚀出裂缝，渗出流到地上。尽管如此，娃娃脸看守说，我没权利抱怨。“可没谁天天来端我的屎尿。”他从牢房铁门上的一条口子乜视着我，诮道。“你可是什么都被服侍到了，就差人帮你擦屁股，还抱怨什么？”

“谢谢，长官。”指挥官严禁我泄露哪怕一点我过去的东西，从而暴露身份，因此，我不能称看守“同志”。“这是政委的命令，目的是保护你。”指挥官告诉我，“囚犯们要是知道你的秘密，会杀了你。”因此，在集中营，知道我身份的只有两个人，亦即政委与指挥官。渐渐地，我尤其对指挥官产生了猫一样的情感，既依附又怨恨。他拿着蓝色铅笔，在我的检讨书上没完没了地东划西改，逼我一遍遍重写。问题是，我还要检讨什么？迄今，除了被西化，我没做过任何错事。不过，指挥官说得也对：我就是太拧。若按他的要求写，我本可早结束被隔离关在单人牢房的痛苦日子。“共产党万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学习光辉榜样胡志明同志！”“让我们建设无与伦比的美丽社会主义！”我不怀疑这类标语口号，可怎么也做不到将它们写进检讨书。要我说自己被西方毒化，没有问题，可要我将这话写在纸上，实在勉为其难。将陈词滥调的话写在纸上，似乎跟杀人一样，都是犯罪。我写了杀桑尼和酒仙少校的事。但指挥官说，我是在以此表功，而不是认错，因为他认为杀他们不是犯罪。就算不是犯罪，我也不可细写。要知道，指挥官认定我表功的事可能在一些人眼里就是犯罪。既然如此，我若细写，会越写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