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第3/5页）

但是，下面的说法究竟意味什么？我究竟终于悟到了什么？没有什么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然而，这话也可说成“空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这两个说法看似差不多却大相径庭。第一个鼓舞人心的说法是胡志明为其信念穿上的套装。不过，他不再用它。他怎么能用它呢？他都死了。第二个说法理解起来颇费脑子。它是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反穿胡伯伯用过的套装，这种触感只有一个有两套思想的男人或一个“无脸”男人才敢穿它。它前卫怪异，适合我用。通过这件反穿的套装，这件看上去不合时宜的套装，我终于明白，革命者如何从改变政治的排头兵变成集权聚势的保守者。我们不是唯一经历这种蜕变的另类。难道法国人和美国人没有过完全相同的蜕变？他们曾是革命者，但后来蜕变为帝国主义者，殖民、占领我们这个不顺从其意的小国，打着拯救的幌子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革命比他们时间长得多，为此流的血比他们多得多，但在蜕变上后来居上，很快证明，学起法国主子和美国主子的各种最恶劣做法，我们是最好的学生。我们也能糟践这样那样的宏伟理想！我们以独立、自由——提起这两个词就腻味！——之名解放了自己，接着便剥夺了被我们打败的同胞兄弟的独立、自由。

除了无脸男人，领会这个笑话——一个关于为独立、自由发动的革命到头来竟可使独立、自由变得一文不值，变成一场空的笑话——也只有有两套思想的男人。我就是这个有两套思想的男人，一套是东方思想，另一套是西方思想。这两套思想合成的我，姑且称为“我们”吧，一同经历了太多。我们遇到的每个人想强力拆开我们，想逼我们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政委不这么做。他给我们看了他的手掌，我们给他看了“我们”的手掌。双方手掌上的疤痕没被磨去，依然如双方年轻时那般鲜红。甚至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双方身上没留下其他印迹，只留有这道疤痕。我们的手，政委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政委说道：“你走之前，我有件东西给你。”他从办公桌底下拽出我们已破损的背包，拿出《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书还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的样子：书脊深深裂开，整本书已快分离。装订线已断开脱落，几近分为两半的书用橡皮箍箍住。“我们”竭力拒要该书，但他仍把它放入背包，将背包塞到我们手上。“以备你什么时候给我写信用。”他说道，“或者，以备你什么时候读我的信用。我也留有一本。”

我们虽不情愿，但只得接过背包。“亲爱的朋友——”

“还有一件东西。”他拿起我们的手稿，亦即检讨书与之后写的东西，示意我们打开背包。“考试室里发生的一切，你知我知就行了。所以，也把这个带走吧。”

“我们就想要你知道——”

“走吧！邦在等着呢。”

就这样，我们扛着背包，出了政委的房间，有一种从此永远放学的感觉。无须再写作业，无须再读书，无须再看老师凶巴巴的眼神。作无聊诗、玩幼稚文字游戏，不去想任何比这两样东西严肃的东西，否则，不倒在信仰破灭抑或轻无一物的重压下才怪呢。

娃娃脸看守送我们到了集中营大门。指挥官和邦在那里等着。他俩旁边是一台发动的苏联产莫洛托夫牌卡车。我们不见邦已有一年又好几个月。邦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看你这样子，真惨。”说“我们”吗？瞧他自己又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元神笑了。我们的肉体没笑，怎么能笑得出来？我们可怜的朋友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布，像具由醉鬼操控的木偶，一瘸一拐，走在我们前面。他的头发越来越稀。他的皮肤泛出丛林里腐烂植物的颜色。他的一只眼睛罩着黑眼罩。我们知道，不宜问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几米开外，倒刺铁丝网后面，站着三个穿着破衣的面黄肌瘦的男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们终于认出，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同志：赫蒙族侦察兵，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队医，浅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你看起来不只是糟糕。”赫蒙族侦察兵说道，“比糟糕还糟糕。”队医竭力谐笑，嘴里仅剩一半牙齿。“别理他。”他说道。“他这是嫉妒你。”轮到浅棕色中尉，他说道，“我知道你这个杂种会第一个离开这里。祝你好运。”

我们不敢说什么，只是微笑，扬起手与他们告别。之后，和邦一道爬上卡车。娃娃脸看守推上卡车后挡板，插上闩。“咦，”指挥官仰起头看着我们，问道，“你还是没什么可说吗？”我们其实有很多话要说，只不过害怕一旦出言不慎，惹他一怒之下收回释放我们的成命，因此，听他这么问，只是摇头。“随你了。你已检讨所有错误，也没更多东西可说，对吧？”

的确，有什么可说！“空”这个字万万不能说。汽车上了路，扬起浓云般红尘。飞扬的尘土呛得娃娃脸看守咳个不停。我们看着指挥官往回走，看着赫蒙族侦察兵、队医、浅棕色中尉用手遮挡着眼睛。随着卡车拐过一道弯，整座集中营便消失于我们的视野。我们问邦其他同志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当向导的老挝农民试图逃跑，跳进湄公河，从此了无踪影；深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两条小腿被地雷炸断，流血致死。听到这些，我们起始缄默无言。他们死，为了什么事业？还有数百万人，在统一越南、解放自己的旷日持久大战中，往往在不能自己选择的情形下，付出了生命，为的又是什么？跟这些人一样，我们也牺牲了一切，不过好歹还有一分幽默感。无论谁，只需稍稍超然事外，认真思考前述问题，即便再怎么迟钝、不懂讽刺，都会因我们——一个曾多愿牺牲自己与他人的人——着实被愚弄了一场而大笑不已。想到这里，我们笑了起来。我们大声地笑，不停地笑。邦当我们是疯子似的看着我们，问我们究竟在笑什么。我们揩去眼睛上的泪水，答道：“空。”

一路上，翻山越岭，过了不知多少关卡。道路颠簸，人被颠得几近散架，时间一长，变得麻木。就这样，两天后，莫洛托夫牌卡车终于将我们卸在西贡城外。我们拖着疲惫沉重的脚前往领航员住处。沿途经过的街道肮脏不堪。街两旁的居民个个面露愠色。邦脚跛，因此，我们走得也慢。西贡城，被捂住嘴似的，静得蹊跷。或许，这是因为越南再次陷入战争。莫洛托夫牌卡车司机这么说。红色高棉在越南西部边境不断挑衅，越南忍无可忍，大举进攻，一举拿下了柬埔寨。中国惩罚我们，今年早些时候，亦即在我接受口试那段时期的某个时候，攻打越南北部。和平的日子又一次终结。这些形势并没让我们有什么不安，我们不安的是，从城外到领航员亦即邦的表亲住处一路上，竟然没听到哪怕一首浪漫歌曲或一段流行音乐。在过去，路边咖啡厅里，半导体收音机里，少不了播放这样的歌和旋律。吃晚饭时，顺便提一句，晚饭没比指挥官的饭菜好上多少，领航员证实了指挥官先前没明说的话：当今越南禁止播听黄色音乐，只允许播听红色革命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