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此时此刻（第3/14页）

那就是为什么我会待在泌尿科医师的等候室里没有走的缘故吗——因为在一年前，几乎就在同一天，拉里给我寄了那封短信，然后自杀了？我不知道，即使知道我也无所谓。我坐在那里仅仅因为我坐在那里，浏览着我已经多年未见的那种杂志——看着知名影星、知名模特、知名时装设计师、知名厨师和商界大亨的彩照，知道了我可以在哪里买到最贵的、最便宜的、最新潮的、最紧的、最软的、最滑稽的、最美味的、最庸俗的一切（为美国的消费者生产出来的几乎所有的一切），等待着我预约的医生。

我是在前一天下午到达的。我在希尔顿预订了一间房间，收拾完行李后，我走到外面的第六大道上，去饱览一下这座都市的风情。可我该从何处着手呢？去重访我曾住过的街区？我过去常在那里吃午饭的那一片？我买报纸的小报亭？我过去常在那里看书的书店？还是该去重温一下我过去在周末时走的那条漫长的散步路线？或者因为我长期未与他们联系，我该去拜访一下和我同一圈子里的那些人吗？在我离开的这些年里，也收到过一些电话和书信，可我在伯克希尔山的住房很小，我没有勇气邀请别人来我家做客，就这样，渐渐地，私人联系变得越来越少了。曾与我合作多年的编辑不是离开了出版社就是退休了。我认识的许多作家也像我一样，搬离了市区。我认识的女人不是换了工作就是结了婚，或者是搬了家。我最想去拜访的两个人已经去世了。我知道他们已去世，他们那充满个性的脸庞和熟稔的声音已一去不返——然而，站在宾馆前面的大街上，琢磨着如何和从哪里开始重新进入被我丢在后面的生活，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到两个小时，思忖着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能让我的一只脚走回到过去，我感觉此刻的我和瑞普·凡·温克尔(8)颇有些类似，温克尔在山中沉睡了二十年之后，走下山回到了他的村子里，还以为自己不过是在山里睡了一晚上。当他意外地碰触到下巴底下斑白的长胡子，他才恍然大悟过去了多少时间，后来又知道他已经不再是英属殖民地的臣民，而成为了一个新成立的合众国的公民。当我走到第六大道和西五十四街的街角，手里拿着温克尔那生锈的猎枪，身上穿着他的古代的服装，好奇的人流如军队般把我包围，大家都要好好地看看我，这个行走在他们中间被阉割了的陌生人，这个置身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上班族的一片喧嚣中的远古时代的老古董，我的感觉和温克尔简直如出一辙。

我向地铁站走去，准备坐市内电车去看零爆点(9)。就从那里开始我的短暂旅程吧，因为最最重大的事件在那里发生；可是因为事件发生时我已离开纽约，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目击者，所以我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我真的去了，那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将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此，穿过中央公园后，我来到了熟悉的大都会博物馆，像个无所事事的人一般，在那里打发掉一个下午。

第二天，在我离开医生的诊所时，我已经预约好了翌日一早去做胶原质注射。刚巧有人取消了一个预约，医生就把我填了进去。护士告诉我说，医生建议我在做完治疗后，最好再在宾馆里住一个晚上，不要马上回伯克希尔山——虽说这种治疗结束后很少会发生不良反应，可是为了预防万一，最好还是待到第二天早晨。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家去继续我的日常活动了。医生自己也期待治疗会达到很好的效果，他认为植入胶原质还是有可能使膀胱的控制力得到彻底恢复的。万一胶原质“流失”了，他解释说，他就必须给我做第二或第三次治疗，直到它被永恒地粘着在膀胱颈上；当然啰，一次注射就取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少。

好极了，我说，我迫不及待地做出了那个本应该回家去好好想一想再做出的决定，我不可思议地把眼睛直接瞄准了医生预约单上的空当。甚至在我还未离开诊所这个振奋人心的环境，还在下楼去大厅的电梯里的时候，我就已经无法约束我自己，无法抑制住那种枯木逢春之感。我在电梯里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在一天结束后在大学的公共泳池里游泳，那么的自由自在，再也不用担心丢人现眼。

感觉这么得意实在是荒唐得很，也许是因为治疗将带来可喜的变化，也许更因为它将改变我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将改变我除了写作之外剪断生活里的一切联系的决心——直到那时我才明白过来为此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而以前我都选择了忘却（有意的忘却正是这种生活准则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在乡下，没有东西来诱惑我捡起希望。我已经和我的希望讲和了。可是，当我来到纽约，纽约确实可以在短短数小时内影响一个人——生活的可能性被唤醒了。我的希望再次抬头了。

电梯在泌尿科的下面一层停下来，一个颤颤巍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走了进来。她手里拄着根拐杖，脑门上那顶褪了色的红色雨帽压得很低，这些使她看上去有些乖张，有点乡下人的感觉，可当我听见她和一起进电梯的那位医生在那里轻声交谈——他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他轻轻地扶着她的胳膊——当我听见她说的英语里夹杂着外国腔，我又朝她望了一眼，心想她会不会是某个我认识的人。她的声音就和她的语调一样个性鲜明，那是个年轻的声音，对世道艰难一无所知的稚嫩的小姑娘般的声音，你根本无法把这种声音和这张幽灵般的脸联系起来。我想，我熟悉这个声音的。我知道这种口音。我认识这个女人。在底楼，我跟在他们身后穿过了医院大厅朝外面走，我碰巧听到了那位医生说出那个老妇人的名字。因此，我跟着她走出了医院大门，一直走到麦迪逊广场以南几条街上的一家小餐馆里。我的的确确认识她。

现在是十点半，只有四五个顾客还在那里吃早饭。她在一个包间里坐下。我也找到一张空桌子坐下。看来她没有意识到我在跟踪她，更没有意识到我就在她的咫尺之外。她的名字叫艾米·贝莱特。我们仅仅见过一次面，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

艾米·贝莱特没有穿大衣，只戴了顶红色雨帽，穿了件浅色的羊毛开衫，里面是一件感觉是夏天穿的薄棉的连衣裙，过了会儿我才意识到那其实是一条浅蓝色的住院病人穿的长袍，背后本来用回形针固定的地方被纽扣取代了，腰间系了一条如麻绳般的腰带。我想，她不是穷极无奈就是发了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