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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贝特西是一个从来不跟别人讲心里话的人，”卡罗琳轻声说道，“那是她古怪的一个方面。”

“晚饭好了。”贝特西用她那最甜蜜、最信赖别人的口吻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口吻似乎是非常真诚的。

晚饭时，关于班布里奇的谈话继续下去，令人奇怪的是，那场由卡罗琳主导的谈话似乎是非常病态的。“贝西·帕拉吉特又生了一个先天愚笨的孩子，”卡罗琳大声说道，她并不是幸灾乐祸，但还是带着相当的热情，“糟糕的是，这孩子健康极了，可怜的贝西只能下半辈子自己带他了。可怜的人儿。当然啦，她能把他放在州福利院里，但是，她真是不忍心让她的小儿子活活饿死，州府吏员就是这么干的，他们让孩子饿死。埃尔玛·皮尔逊也生了个先天愚笨的孩子，幸好孩子死了。还记得那卜拉希家的姑娘吗，贝特西，就是右手臂萎缩的那个？”她转身对着科弗利，解释道：“她的右手臂萎缩，还没到你的胳膊肘，在手臂头上长着那小极了的手。啊，她还学弹钢琴。妙不妙？我是说，她当然只能用这极小的手弹奏和弦，用左手弹奏其他部分的音乐。她的左手是正常的。她学弹奏钢琴，什么都学，直到她父亲掉进棉纺厂的电梯竖井里，摔断了双腿，她才没再去上钢琴课。”科弗利在心中纳闷，难道这不是病态吗，或者说，难道在佐治亚生活就是这样的吗？

卡罗琳待了三天。如果人们忘记她在晚饭前说的那些话，那她还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客人，只是她对于悲剧的人类经验的了解简直是永不枯竭，她在每一件东西上都留下了她口红的印记。她有一张大嘴巴，总是重重地往嘴唇上涂口红，瓷杯、玻璃杯、毛巾和餐巾上，都烙上了她的紫色口红印。烟灰缸里堆满了沾着口红痕迹的烟蒂，在厕所总是会有一张舒洁纸巾，上面沾着紫色的口红。对于科弗利来说，这并不是可以用粗心大意来解释的，在其背后隐藏着更多的含义—这是想把自己和这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过时的方式，而她与这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是如此短促。紫色的口红印记似乎是想表明她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女人。在卡罗琳离开的那一天，科弗利去基地上班时，她还在睡觉。当他下班回家时，她已经走了。她在他儿子的前额上留下了她紫色口红的污迹。他的眼睛所看到之处，所有的东西上都有紫色口红印记，仿佛这是她告别的一种方式。贝特西在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卡罗琳作为礼物送给她的一盒糖果。当他走进房间里来，擦拭她脸颊上他要亲吻的地方时，她没有抬起头来。“离我远点儿，”她说，“离我远点儿……”

卡罗琳走之后，贝特西的不满情绪似乎与日俱增。一个晚上，按照科弗利无视事实的习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他在基地因为有事待得很晚，七点半才回家。贝特西坐在厨房里，在哭鼻子。“怎么回事，亲爱的？”他问道，或者说，他没有问。

“啊，我给自己冲了一杯极醇厚的茶，”贝特西哭泣道，“烤了一块热丹麦酥皮饼。我正坐下来想清闲一番，电话铃响了起来，有个女人推销杂志让我订阅，她说呀，说呀，她说完，我的茶和丹麦酥皮饼也都凉了。”

“那有什么，亲爱的，”科弗利说，“你可以再烤一次。”

“不是没事，”贝特西说，“不是没事。没有一件事是对劲的。我恨塔利弗。我恨死这地方了。我恨你。我恨潮湿的马桶座。我住在这儿唯一的理由是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太懒了，不想找一份活儿。我相貌太平常了，不可能再找一个男人。”

“你想出去旅游吗，亲爱的，你想让生活发生变化吗？”

“我全国都跑遍了，到处都一样。”

“啊，回来吧，亲爱的，回来吧，”他充满着极大的爱，同时又显得极度困顿地说，“我感觉我好像是走在大街上，在你的后面叫喊着你，请你回来，你却从不转过头来。我知道这大街是什么样子，我见得太多了。那是夜晚。在街角上有一个地方，在那儿你可以买到烟卷和报纸。还有文具。我可以看见你走上这条大街，我跟在你后面，喊着叫你回来吧，回来吧，但你决不转过头来。”贝特西继续哭泣着，科弗利以为他的话对她有所触动，一只手伸去搂住她的肩膀，她却猛然一扭，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嘶号道：“滚开。”这吼叫就像那刺耳而可怕的刹车声一样，听上去已经全然不符合常理了。

“但是，亲爱的。”

“你揍我，”她嘶号道，“你把你的皮带抽出来揍我，你揍我，你揍我。”

“我从来没有揍过你，亲爱的。我从来不会打任何人，除了墨菲先生，他那晚偷了我们家的垃圾桶。”

“你揍了我，你揍了我，你揍了我。”她号叫道。

“我什么时候揍你了，亲爱的，什么时候？”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我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把门砰然关上。他惊呆了（或者说，如果这样的事果真发生了，他会惊呆的），他犹豫了一两分钟，终于认识到（或者说，会认识到）宾克西害怕得哭了起来。他一把抓住这小孩，仿佛他就是理智、爱和动物性温情的化身似的。他将他夹在胳肢窝里，将他带到厨房里去。这似乎并不是思考问题或者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给自己做了几个汉堡包，晚餐后，对小孩讲了一个傻乎乎的太空漫游的故事，就像他每晚都要做的那样。这些故事并不比他小时候听到的会讲话的兔子的故事糟糕多少，只是那些会讲话的兔子天真得可爱。他关上灯，和小孩吻别，道了晚安，在卧室门前停了下来，问贝特西是否想吃晚饭。“离我远一点。”她说。他喝了一杯啤酒，阅读了一会儿一本过期的《生活》杂志，走到窗前，眺望大街上的华灯。

在这里（或者说，如果他正视事实的话，会在这里）存在一个没有先例的、被遗弃的痛苦悖论。小偷和谋杀者还享有他们的侠义交情，还信仰他们的先知，而他什么也没有。精神病治疗，精神病治疗，当他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时，他想到了这个词，但是，如果他去找医生，那他通过安全审查的地位和职业都会泡汤。一个人如果和心理状态不稳定挂上钩，那塔利弗绝不会雇用他。他坚信生活摧毁性的打击终究会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坚持这一信念的唯一方法就是相信这些特别的打击还没有来到。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给自己在沙发上收拾了一个床铺，上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