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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快讲完时,霍诺拉涨红了脸,倏然将身子前倾在餐桌上,说道:“你们干吗不待在家里洗衣服?为什么你们周游大半个世界,在奥地利和法国的侍者和女佣面前出丑?我从来就没有穿过任何奥纶的衣服,或者任何你们说的那种衣料,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找到洗衣房和干洗店,我可以肯定我永远不会为了晾晒衣物的快乐而去旅游。”

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大为震惊,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霍诺拉的嗓音传得很远,附近餐桌上的游客转过头来望着她。她试图让自己摆脱这种情景,便大声喊侍者过来。“支票,”她说,“支票。是否可以请你将我的支票簿拿来?”

“压根没有支票簿,夫人。”侍者说。

“哦,是的,”她说道,“我忘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房间。

她对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太愤怒了,心中毫无悔意,然而,她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她的暴躁脾气是她最糟糕的缺陷之一。她在甲板上盘桓,让自己镇静下来,欣赏着有点儿黄的桅杆上那侧支索上的灯光,心想它们多么像星星呀。她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望着尾流的水波。这时,一个穿着细条子织物西装的年轻人来到她的身边。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星星的非常有趣的谈话。然后,她上床,很快就睡熟了。

早晨,在吃了一份非常可口的早餐后,霍诺拉在船的背风面要了一把椅子,拿了一本小说《米德尔马契》,准备好好放松一下,充分体味一番海上的健康空气。九天宁静的日子会积蓄她的体力,也许还会延长她的生命。这是她一生第一次计划让自己休息一下。有时,在午饭后,她会花上五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永远没有超过这个时间。在她前往换一下空气的山间旅馆里,她总是一个早起者,一个摇椅马拉松的参加者,一个不知疲倦的桥牌手。直到现在,她总是有干不完的事,总是有需要她付出时间的事,然而现在,她年迈的心脏疲惫了,她需要休息了。她将头靠在椅子靠背的垫子上,将毯子拉到大腿上。她看到过几千份旅游广告,在这些广告中,和她年龄相仿的人伸直腿坐在甲板椅子里,望着大海。她总是纳闷,在他们的心中会有怎样愉快的幻想呢?现在,她期待着这令人羡慕的宁静来沐浴她的周身。她闭上眼,她是用力才闭上的。她的手指击打着椅子的木头扶手,不安地扭动着她的大腿。她劝慰自己要耐心等待,等待,等待那休息爬上她的身子。她等待了大约十分钟,便不耐烦地、愤懑地站了起来。她从来就没有学会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就像她生活中许多其他的事情一样,她再要学会这个已经太迟了。

她对于生活的感受是一种充满内在冲突的动态感受,即使活动使她的心脏激烈地疼痛,她仍然会无奈地选择活动。在一天的早晨这么伸胳膊伸腿地躺在甲板椅子里,让她感到太闲散了,太不道德了,太没有意义了。让人受不了的是,她像行尸走肉,像一个极不情愿的旁观者。在甲板上晃来晃去会使她疲惫不堪,但这样躺在毛毯下面,就像一具尸首,会让她痛苦百倍。生活就像河面上一连串的明亮影像,也许与河水的流动没有关系,却完全吸收了水的色彩和光明。她有可能让她所爱的东西弑杀她自己吗?生命的力量和死亡的力量是一样的吗?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早起的快乐有可能是击碎她心脏之船的暴力吗?活动、聊天、交朋友、与人结仇以及让自己整天忙活着的需要是无法抗拒的。她挣扎着想让自己站起来,但是,她无力的双腿,她沉甸甸的体重,她年迈的身子,以及甲板椅子的形状都使这成为不可能。她陷在椅子里了。她抓住椅子的扶手,挣扎着想让自己抬起身来,但她还是毫无办法地倒了回去。她再次挣扎着想站起来。她又颓然跌回椅子。她突然感觉心脏有一阵刺心的疼痛,脸上一片潮红。她想她有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死去,在她第一天出海就死去,被缝进一面美国国旗里,扔到大海里去。她的灵魂沉到了地狱。

她为什么应该到地狱去呢?她很清楚。因为在她一生中,她都是一个偷食品的贼。在孩提的时候,她等待着,窥视着,厨房一空,便去打开偌大的冰箱门,从冻鸡身上扯下一只鸡腿,将她的手指蘸进黄油甜酱中。要是她一个人在家,她便会将椅子、凳子垒起来,爬到食品储藏室架子的最高处,将放在银碗里的糖块全吃掉。她从高脚五斗橱里偷糖果吃,这糖果储放在那儿是准备星期天吃的。在感恩祷告之前,只要厨师一转身,她就会从感恩节的火鸡身上扯下一块皮来。她偷过冷的烤土豆,凉在那儿的炸面圈,牛肉骨头,龙虾的爪子,还有楔形馅饼。当她长大了之后,这种弱点仍然没有得到改正。当她作为一位年轻女士邀请教堂教友来家喝茶时,在客人还没有到之前,她已经将一半的三明治吃光了。即使到了老年,拄着拐棍的时候,她还会在半夜走到食品储藏室吃奶酪和苹果。现在是清算她贪嘴的时候了。她绝望地转身,面对着左手边甲板椅子里的男子。“对不起,”她说,“我琢磨你能否……”他似乎在睡觉。她右手边的甲板椅子是空的。她闭上眼睛,呼唤天使。一秒钟之后,她的祈祷刚说出来,一位年轻的高级船员便止步前来向她问候早上好,向她转达船长邀请她到船桥上会面的消息。他把她从椅子里拽了出来。

在船桥上,她用袖珍六分仪测量太阳的高度,然后回忆起来。“当我九岁时,我的伯父洛伦佐给我买了一个十二英尺的单桅帆船,”她说,“在以后的三年中,特拉弗廷没有一个渔夫驾帆船能赛得过我。”船长邀请她赏光参加他举办的鸡尾酒会。在午餐时,侍者让一个十二岁不会说英语的意大利男孩坐在她旁边。他们只能互相微笑,做手势交流。下午,她打牌,直到该是下甲板的时间,她便准备参加船长的鸡尾酒会了。她前往她的房舱,从她的手提箱里拿出一只业已生锈的卷发钳,这卷发钳已经为她服务了三十五年还要多了。她将卷发钳插上浴室的电源。房舱里所有的灯都灭了,她赶紧把插头拔出来。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人们在用意大利语和英语互相莫名其妙地叫喊着。她将她的卷发钳藏在手提箱底,喝了一杯波尔多红葡萄酒。她是一个正直的女人,但是,在这时她太害怕了,不敢向船长去明说,是她将一根保险丝烧断了。

她似乎还做了更糟糕的事。她打开房舱通向走廊的门,发现走廊一片漆黑。一个服务生提着一盏灯,从门前匆匆走过去。她又关上门,从舷窗望出去。这船渐渐地、渐渐地减速了。冲向船首的滔天的白色浪头也减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