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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没有出现，她只是纳闷在这么一座偌大的轮船里，饥饿、孤独的他能躲在哪里。在上层甲板传递的牛肉清汤和三明治使她想起了生活中残酷的不平等，她吃的午餐让她感觉淡而无味。她在下午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待在房舱里，就怕他会需要她帮助。在打晚餐铃之前一会儿，有人在轻轻地敲门，他走了进来。晚餐后，她拿出十五子游戏的棋盘，然而，他看上去心不在焉，她赢了每一盘棋。她指出他需要理发。当他说他没有钱，她给了他五美元。他在十点钟时道晚安，她邀请他第二天晚上一块儿用晚餐。

他没有来。当晚餐铃声在七点钟打响时，她叫来侍者，要了晚餐。这样，他一来，一切便准备就绪了。但是，他没来。她可以肯定他一定被抓到禁闭室里去了，她想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辩护人去见船长，给他解释这年轻人的生活是何等地孤独和空虚。不过，她决定到第二天早晨再说，便上了床。早晨，当她在欣赏大海的风景时，她看见他在主甲板上，和谢菲尔德夫人谈呀，笑呀，不亦乐乎。

她心中充满了愤懑。她有点儿妒忌，同时，她也有常理上的忧惧，生怕他一旦对谢菲尔德夫人坦白一切，谢菲尔德夫人会把他出卖的。不过，她还是试图对显示她人性弱点的这一忧惧立场做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看见霍诺拉了，很明显—他在向她挥手—然而，他还是继续和谢菲尔德夫人谈笑风生。霍诺拉生气了。她甚至似乎非常痛苦，因为她被剥夺了他们在她的房舱里玩十五子游戏时所感觉到的那种闲适和惬意，被剥夺了那种独一无二的对人有所帮助的感觉，那种责无旁贷的感觉。她在船头绕了一圈，来到轮船背风的一边，从那儿欣赏滚滚浪涛。她注意到，由于她的情绪还处于不安之中，这辽阔的、玛瑙色的、镶嵌着白色纹理的大海似乎更加宏伟了。她听见了甲板上的脚步声，在想会不会是他。他最终还是为了与谢菲尔德夫人聊天而来道歉，并来感谢她的慷慨大方了？她对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谢菲尔德夫人是不会将一个逃票者领进她的房舱，并给他吃晚餐的。那脚步声走过去了，随后又走过去几个人，但她紧张的期望并没有过去。难道他永远不会再来了？有人在她的背后停住了脚步，说：“早晨好，亲爱的。”

“别对我说‘亲爱的’。”她说，转过身去。

“但你是我的亲爱的。”

“你还没有理发。”

“我在赛马上输掉了我的钱。”

“你昨晚在哪儿？”

“一个好人在酒吧请我吃了三明治、喝了酒。”

“你对谢菲尔德夫人说了什么？”

“我没有告诉她任何事情。她告诉我她的奥纶衣服，她邀请我在午饭前和他们一起喝酒。”

“那好极了，他们会给你吃午餐。”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逃票者，亲爱的。你是唯一知道这个的人。我不会相信任何其他人。”

“那好，如果你需要吃午餐的话，”她说，“我中午的时候有可能在房舱里。”

“你最好定在一点半或者两点钟。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摆脱掉谢菲尔德先生和他夫人。”他说完，走开了。

十二点半，她就去她的房舱等候他，因为像她那样年迈的人，好多人都将钟表拨快一刻或者二十分钟，一般都要比约定的时间早半个小时，空手坐在等候室、大厅或者走廊里，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她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两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出现了。他起先拒绝躲进浴室里去。“如果你希望我到船长那儿去，告诉他船上有一个逃票者，那么，我这就去。没有必要让这样的信息从厨房传到船长的耳朵里去，而如果侍者在这儿看见你，这就非常可能了。”最终，他藏进了浴室，她要了午餐。午餐后，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她坐在一把椅子里看着他，用脚拍打着地毯，手指击拍椅子的扶手。他鼾声如雷。他在睡梦中咕咕哝哝说梦话。

她看出来了，他业已不再年轻。他的脸庞憔悴，布满皱纹，头发花白了。她看出来，他的青春只是一种诡计，一种骗局，用来欺骗、糊弄就像她那样的老傻瓜，她可以肯定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愚弄的人。睡着之后，他看上去衰老、有罪而且狡黠，她感觉他说的关于两个孩子和孤独圣诞节的故事全是谎话。在他身上压根就没有纯真，除了几分天真，以为他可以在孤独的人身上轻易得手。他似乎是一个骗子，一个糟透了的骗子，但是，她不能去告发他，她甚至都不能去摇醒他。他一直睡到四点钟才醒来，用他那充满青春活力、讨人喜欢的微笑打破了她的所有怀疑，说他晚了，走了出去。她下一次见到他是在后半夜三点钟，他正在将她的钱袋从地毯下拿出来。

他碰了什么东西，引起一阵声响惊醒了她。她惊恐万状，倒不是被他吓到，而是被世界上存在邪恶的可能性吓到了。她曾经担忧她的现实感和她的理智不会比庇护她的门和窗户更不可摧毁，而现在她真的被这种担忧吓到了。她太愤怒了，以致她一点儿也不怕他。

她打开离床最近的灯开关。那是一盏独个的小灯泡，发散着微弱可怜的光，这光使最黑暗的时光中在广阔的海洋上发生的抢劫和出卖的情景看起来像是晕船时的幻觉。他露出了最狡黠的微笑，他的模样就像是多年失踪的亲爱的儿子。“对不起，我把你吵醒了，亲爱的。”他说。

“把钱放回去。”

“啊，啊，亲爱的。”他说。

“现在就把钱放回去。”

“啊，啊，亲爱的，别激动。”

“那是我的钱，”她说，“把它放回你找到它的地方。”她往肩膀上披一条披肩，双脚一扫便站到地板上。

“啊，听着，亲爱的，”他说，“站着别动。我并不想伤害你。”

“哦，你不会伤害我，是不是？”她说，抄起一盏铜灯，径直往他的脑袋上砸去。

他的眼珠往上翻起，微笑消失了。他踉踉跄跄左右摇摆，最后一股脑摔了下去，脑袋撞在了椅子扶手上。她一把抓回她的钱袋，然后再跟他说话。她摇曳他的肩膀。她把了一下他的脉搏。他似乎已没有脉搏了。“他死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她不知道他姓什么，既然她不相信他告诉她的一切，她便对她杀死的这个人一无所知。他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旅客名单上，他是不合法的。甚至他在她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过是一个招摇撞骗的人罢了。如果她把他的尸体从舷窗扔到大海里去，谁又会知道呢？但这样做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不管发生什么，去找一位医生来，于是，她走进浴室，匆匆忙忙地打扮了一番。然后，她走进空无一人的走廊。轮船事务长和医生办公室的门紧闭着，里面黑乎乎的一片。她爬了一段舷梯来到主甲板上，但舞厅、酒吧和会客厅都空空如也。一位年迈的老人穿着睡衣，从黑暗中走出来，向她那儿走去。“我也睡不着，妹妹，”他说，“那编织一堆乱丝似的愁绪的松子酒 [30] 。你知道我有多老？我比赫伯特·胡佛年轻七天，比温斯顿·丘吉尔年长一百零五天。我不喜欢年轻人。他们太闹了。我有三个孙子，我只能容忍他们十分钟。多一秒也不行。我女儿嫁了个王子。去年，我给了他们一万五千美元。今年，他要两万五千美元。他就是这样问我要钱的，真气死我了。‘对于我来说，问你要两万五千美元是很痛苦的，’他说，‘非常痛苦，非常丢脸。’我的小孙子们不会说英语。他们叫我大大……别傻站着啦，妹妹。坐下，跟我聊聊，让我们一块儿打发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