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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找医生。”霍诺拉说。
“我有一个喜欢引述莎士比亚的坏习惯,”这老人说,“但我不会让你为难。我也很熟悉弥尔顿。还有格雷的《墓地挽歌》和阿诺德的《吉卜赛学者》。这些小溪和草场显得多么遥远!我良心不安。我杀了一个人。”
“你杀了人?”霍诺拉问道。
“是的。我在奥尔巴尼做燃油生意。那是我的故乡。我一年的营业额有两百多万美元。燃料,石油,维修。一天晚上,一个人来,说他家的燃油炉发出怪怪的声音。我跟他说,明天上午再说。我可以给他派一个维修工去,我也可以自己去,但我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在这寒风呼号的夜晚我干吗要去呢?半小时之后,这家着火了,原因不详……有一个男子,他的妻子,三个小孩。一共五口棺材。我常常想到他们。”
霍诺拉这时想起来她的房舱门开着,路过的人有可能会看见那具尸体。“坐下。坐下,妹妹。”这老人说,但她挥手婉谢了,晃晃悠悠走下楼梯去。房舱门开着,但那具尸体不见了。发生什么了?是有人进来,把尸体处理了?他们正在全船寻找她吗?她侧耳倾听一下,没有任何脚步声—除了大海轰隆的涛声之外,什么声响也没有。当轮船尾部有一点儿翘起时,在某个地方,有一扇门在乒乓作响。她关上并锁上她的门,给自己倒了一杯波尔多红葡萄酒。如果他们来逮她,她想她得穿着衣服睡觉,但她怎么也睡不着。
她在她的房舱里一直待到中午,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事务长请她到办公室去一下。他只是询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行李从那不勒斯运到罗马去。由于她原来准备的问话和答话与此迥然不同,她有点儿心不在焉。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她有个同伙将逃票者的尸体从舷窗扔到海里去了?几乎每个人都对她微笑,他们到底知道多少呢?是不是他自己从房舱的地板上爬起来了,现在正在什么地方养伤呢?要在如此巨大、拥有数千扇门的轮船里去寻找他让她望而却步。她在舞厅和酒吧里找他,在走廊尽头的扫帚间里搜索了一遍。当她走过一扇开着门的房舱时,她想她听见他在大笑,然而,当她停止脚步,笑声也戛然而止了,有人关上了门。她检查了一遍救生船—她知道那是逃票者惯于藏匿的地方—但所有救生船的篷盖都完好无损。如果她有些她熟悉的事干,例如耙落叶和焚烧树叶,她也许会觉得好受些。她甚至想询问侍者她是否能打扫一下走廊,但是她明白这样不妥。
她直到船在那不勒斯靠岸的时候,才又见到那逃票者。天空和大海灰蒙蒙的。空气湿漉漉的,这浓重的湿度让人心灰意懒。她想,这是不合时宜的一天,多么不像那春天和秋天最美丽的日子呀,不过这是许多阴郁日子中的一天,这些日子终究构成了一年的光景。在薄暮时分,他从甲板上和一个女人挽着手臂摇摇晃晃地走来。这女人不再年轻了,容貌非常丑陋,他们就像一对情人互相对视着,谈笑着。当他走过霍诺拉前时,他跟她说话了。他说:“对不起。”
这种终极的藐视让她生气了。她走回自己的房舱。一切都打包好了—她的书,她需要缝补的东西—她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再可以转移她的注意力了。她曾经做过的事是很难解释的。她并不是一个心不在焉或者没有心眼的女人,但是,她是在煤气灯和烛光中被带大的,她从来没有和电器或者其他家用机械相处融洽过。在她看来,它们似乎非常神秘,有时候还非常任性。由于她马马虎虎地对待它们,而对机械又一窍不通,因此,它们每每当着她的面不是损坏了,还击她一下,就是爆炸。她从来没有想到她自己有错,而是感觉在她和机械之间有一层模糊的隔阂。这种对于引擎的冷漠,再加上她的急躁和她对于逃票者的气愤,可以解释她的所作所为。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她的容貌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于是,她从手提箱最底下拿出陈旧的卷发器,将它插上电源插座。
他们漂流进了那不勒斯湾,船上没有一丝灯光。轮船没有动力,舵轮不起作用,只是顺着落潮,船尾向前漂流着。从港口驶来两艘驳船将轮船拖进了港口,同时,在码头上有一座发电机与轮船上的线路连接,这样,轮船上就有了足够的光源可以照亮旅客下船。霍诺拉是第一批上岸的乘客之一。那不勒斯人的说话声在她听来仿佛来自荒野。一踏上老世界的土地,她感到这旅途带给她一种彻骨的激动。她的先祖们数百年前踏上另一个大陆组成的新国家时,也感觉到了旅途带来的这同样彻骨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