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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记得这件事吗，卡梅伦博士？”

“难道你认为，像我这样负有重大责任的人，能有时间和精力记得这类事吗？”

“你不记得惩罚孩子了？”

“如果我惩罚了他的话，我的原意就是教育他分清是非。”他的嗓音仍然是尖厉的，调门很高，但他没有说服任何人。

“你不记得你将你的儿子锁在衣柜里，关了两天，不给他吃喝？”

“我给他水了。”

“那么你记得这件事了？”

“我只是想教育他分清是非。”

“你去探望过你的儿子吗？”

“时不时地。”有什么力量仍然在支撑着他。他微笑了。

“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探望他吗？”

“我记不得了。”

“那是不是十年以前？”

“我记不得了。”

“你还认识你的儿子吗？”

“当然。”

“爸爸。爸爸。”

在开着的门前说话的那男子看上去似乎比他的父亲还要老。他的头发一片雪白，脸庞发肿。他在哭泣，穿过整个听证会房间，跪在他父亲坐着的地方。他将脑袋枕在他父亲的膝盖上，有点儿尴尬，因为他已经不是小孩儿了。“爸爸，”他哭喊道，“哦，爸爸。外面在下雨。”

“是的，亲爱的。”这是他说过的最雄辩的话。他不再瞧这听证会房间或者那些起诉他的人。他似乎沉浸在爱与疑虑平衡的一种人性的、非常人性的感情之中，仿佛这感情是一场带有旋风中心的风暴，而他就处于这静止的旋风中心。“外面在下雨，爸爸，”这男子说，“跟我待在一起吧。别走到外面雨中去。只要一次，跟我待在一起。人们告诉我你曾经揍过我，但我并不相信他们。我爱你，爸爸，但是你从来不回我的信。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爸爸？你为什么从来就不回我的信？”

“我不回你的信是因为我为那些信感到羞耻。”博士沙哑地说，但是他的口气并不是在和一个孩子气的或者疯癫的人说话，而是在跟一个和他平起平坐的人，他的儿子说话。“我给你寄了你需要的一切。我给你寄了一些非常精致的文具，但你给我写信却写在包装纸上，写在洗衣店清单上，甚至写在手纸上。”他的嗓音在愤懑中升高，声音在大理石墙间回响。“你用该死的手纸写信，你还指望我回复？收到这些信我都感到羞耻，看见它们，我都感到羞耻。它们勾起我对于生活中一切我讨厌的东西的记忆。”

“爸爸，爸爸。”这男子哭泣起来。

“我们要走了，菲利普。我们必须走了。”有一个护工跟他待在一起，护工挽起他病人的胳膊。

“不，我想跟爸爸待在一起。外面在下雨，我想跟爸爸待在一起。”

“走吧，菲利普。”

“爸爸，爸爸。”他一路走到门边哭喊道。当门关上了，人们仍然可以听见他的哭声，就像多年前海宁夫人听见他在衣柜里的哭声一样。

“我提议，”老人说，“如果那是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中的话，我提议中止对卡梅伦博士的安全认可。”他们似乎有权提出这样的提议。动议得到通过，听证会便休会了。卡梅伦继续坐在证人席上，科弗利随大伙儿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