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2页）

“您想点些什么吗？”侍者问哈米。

他站着没动，看着椅子说：“我能坐这儿吗？”

哈米的头发乱糟糟的，像一片卷曲的花灰色海洋，发尾弯向四周。他有双柔和的肉桂色的眼睛，睫毛又长又浓密。有一个瞬间，我以为他涂了睫毛膏。他有五英尺六英寸(1)高，穿着棕色的灯芯绒裤子、灰色的毛衣和一件褪了色的小山羊皮夹克。甚至在此刻之前，在我们握手时，我就注意到了他那双宽大、美丽的手有多温柔。当他点的浓咖啡和水被送来时，他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水。而我，在偷偷检视他手指关节上的毛发。他卷起袖子，前臂上有丛丛毛发，手腕上静脉血管蜿蜒。

侍者又端来一杯水，他道谢，然后向我举杯一笑：“干杯。”

他有个大大的、有些歪的鼻子，以及显眼的鼻孔。透过玻璃杯，我看到它们在微微地震颤。他的喉结上下翻动着。他的肤色比我的浅，是浅橄榄色，他没刮胡子。白色的、黏腻的、因为太渴而形成的黏液在他叹气后依然还凝结在他的嘴角。他喝饱了，“叮当”一声放下杯子。“哇，”他说，擦擦已变得鲜红的嘴，“我确实需要这个。”

事实上，哈米是一名画家，而非演员。他比我小两岁——27岁。他告诉我，他在巴格达获得了艺术学士学位，1999年凭着艺术家签证来到纽约——那是四年以前了。他住在布鲁克林弯脊大道，他的工作室也在那儿。他的合租室友叫珍妮。珍妮是半个黎巴嫩人，在学习建筑，她妈妈就是他们的房东。

“但是，珍妮自8月起就去法国跟她的未婚夫待在一起了。”他说，咬了一下嘴唇。他经常这么做，他的双唇交错抿紧，像是要给一个句子画上句号：“可他们至今也还没把她的房间租出去。”

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让我又想起了那两个FBI探员。“你不会相信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我突然很兴奋地说，“就在你到这儿之前。”过了一会儿，我轻轻抿了一下嘴，又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才发现自己是在模仿他——我把他嘴唇的动作复制了一次。在我开始给他讲那个牛仔探员和他的同伴是如何在我清理公寓时出现在门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再次因为这件事而感到震惊和沮丧，依然不能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仅仅两个小时之前。可是，它们现在听起来很荒唐，甚至有些滑稽。

“你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他问我。

“什么，被跟踪？”

“不，有人认为你是阿拉伯人。”他笑了，“因为你看上去确实有点……”那是个可爱的微笑。

“什么？像是个险恶的中东人？”

“没错。”

“事实上，当我在远东旅行时，他们说我看着像个印度人，或者巴勒斯坦人。”

“我也总遇到这种事。”

“在这儿，人们一般觉得我是希腊人，或者墨西哥人……”

“我被错认过好多次！巴西人、古巴人、西班牙人……还有一次，一个人觉得我是以色列人。在地铁上，一个人开始用希伯来语对我说话。我告诉他，‘抱歉，先生……’”哈米被什么分散了注意力。“我不会说希……”我接着说道。他担忧地在大衣口袋里翻找。“稍等。”他的左手伸进另一侧的口袋，一大把硬币叮当作响，“我得找个东西。”

他探身取来自己的包——一个破旧的橘黄色双肩包，包口大开。他开始把里面的东西猛往外掏：长羊绒围巾，棕色的手套，厚实的螺旋装订笔记本，皱巴巴的药袋，合拢着的牛仔布笔袋，地铁线路图，压扁了的好彩牌香烟，另一副手套。

我接住一个掉出来又滚过了桌子的银色圆盘，问他：“你在找什么？”

“没什么，”他小声说，“只是钱，但我把它放在……”

他把拇指伸进笔记本里，把本子从后往前翻，一系列的铅笔素描一一展现：浓密的睫毛、水的波纹、卷曲的头发、贝壳……穿插在素描间的，是一行又一行带着弧度的阿拉伯文，它们在纸上上升又下降。哈米把整个前臂都探进背包里，努力地翻找，接着又很快地抽出来，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膛。他把手伸进毛衣下的衬衫口袋里，在掏出一沓钱之后终于松了口气：那是一张20元、一张50元和一张灰色的100元纸币。

我几乎要开口求他展示一下那个笔记本，这样我就能看看那些素描了，但他已经收拢了地铁票和桌上的纸，说他得走了。塔楼上的罗马数字显示出5:05。他说他得去绘画用品店买些颜料。他放下一张20美元的钞票，叫来服务生：“他们6点关门，而我没有蓝色颜料用了。”

“只是蓝色？”

蓝色和绿色总是不够用，他说，因为他总是画很多的水。“你来我工作室的时候就能看到了，”他在我扭头看向走过来的服务生时补充道，“很多很多的水和天空。”

“我想我会去的。”我转头，像在尝试着记起什么事似的皱起眉头，或者是像在这一刻被什么烦心事给困住了，“也许什么时候和安德鲁一起去。”

但哈米依然坐在那里看着我，甚至是在我已经站起来，穿好大衣之后。“为什么要‘什么时候’？为什么不现在就来呢？”他问道。

(1)　1英尺≈0.305米，1英寸=2.54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