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2/3页）

“你们在学校学它吗？”他问。

“从二年级开始。”我坐回洗衣篮的盖子上，面对着他，“一直到高中。”

他充满疑问地抬起头，拍拍床罩：“到这儿来。”

我耸肩：“我在这儿挺舒服。”

我姐姐又在念叨了：“你干吗又捉弄人家？前一秒离都离不开，下一秒就又冷酷又难以接近，什么都闷在心里。”

我在说话时也一直能听到她的声音：“我肯定你们在学校学《古兰经》。”

“在伊斯兰语课上，是的。”他撇了下嘴，额头的皮肤皱了起来，“但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翻动书页，“我从没喜欢过它。”

他之前在地铁上跟我说过，他母亲在过去的几年里变得越来越虔诚，这让他觉得难以接受。那是从1996年他父亲因为心脏病去世的时候开始的，他父亲是69岁时去世的，那也是哈米在巴格达的第一年。他飞回家参加葬礼，但在一个月之后又返回学校上课，直到两年半之后，他才又见到自己的母亲。那是在沙特阿拉伯——她从自己的寺庙出发，和一些女人一起踏上去往麦加的朝圣之旅。他说如果他父亲一直活着，看见母亲变成这样，整日都在祈祷，用黑纱把自己完全遮起来，他的心会再碎一次。

“他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一个固执的无神论者。在所有的邻居都禁食和祈祷的时候，他会打开自己最贵的那瓶威士忌。《古兰经》上说，‘La ill'a ila Allah’，意思是‘除阿拉外，别无上帝’。但我的父亲过去时常告诉我们：‘La ill'a wa'khalas.’意思是：‘从没有上帝，就这样。’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不是什么学者或者天才。当我们住在希伯伦的时候，他开了一家杂货店，卖油、香料那一类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但有着艺术家的灵魂。他喜欢雕刻木偶，在我们小的时候，他做过各式各样的小塑像和风筝。他会点金术。他在屋顶上养鸽子，他以前每天早上都会上去喂它们。他也种天竺葵和苦艾，种在生锈的铁桶里。他是一个特别的男人，我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爸爸才这么说的。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喝酒、吃饭、大笑，他也很爱我母亲。”哈米在地铁上谈起自己的父亲时听上去很悲伤，他不住地抿紧双唇，我知道那是他情绪剧烈起伏时会有的动作，“这就是我们在她变成那样时感到很难过的原因。”

哈米家里一共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妹，他昨晚告诉我的。最大的姐姐在希伯伦做幼儿园老师。接着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在拉马拉当高中老师，一个在城里的广告公司当绘图师。一个兄弟在突尼斯做电影研究，另一个在柏林学习政治学和法律。还有一个姐姐和丈夫、孩子一起住在约旦，是一名药剂师。

“你好啊，莉雅特。”我姐姐又从另一个房间插嘴道，“你是在哪儿遇到这个人畜无害的阿拉伯人的？他一定是那些被西化了的人中的一个——说不定还是个德系犹太人呢！”她的笑声也让我微笑起来。

“这是你收到的一份礼物吗？”

“什么？”

他举起《圣经》，翻到第一页，提示我左下角那早已被遗忘的、用蓝色墨水写下的祝词：“我们希望你能成功地完成在IDF中的服役。基地80名指挥人员。11月，1991。”

我阅读着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字，已经11年了，不知是被哪个驻扎在哈代拉附近的基础训练营的军官写下的，是哪个秘书在指挥官办公室里潦草地写了几十次，一本《圣经》接着另一本《圣经》。就算是在昨天，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它有一天会在我们之间炸开，但这一刻依然让我感到措手不及。

“嗯，那是……”我结巴着，“我是在军队里得到它的，在我是个士兵的时候。”

“在军队里？”他紧绷了一下，但很快又舒展开来，扬起眉毛，“那么，在你应征入伍的时候……”他把《圣经》举得老高，“他们给你这个？”

“Ahah.”

“每个士兵都给？”

“是的。”我小心地回答道，有种奇怪的背叛感——像是也许有人会偷听到，像是把机密情报交给了敌军。

条条浓烟和炽热的文字点燃了黑色的天空，军旗在恼人的狂风中翻滚，繁星满天。我再次想起女兵们头顶上那遥远的夜间景象，我记得自己站在其中的一列，因为寒冷而颤抖，在朱迪亚沙漠基地举行的盛大的宣誓仪式中。我那时是个被吓坏了的18岁少女，顶着歪斜的帽子，穿着橄榄绿的军装，带着惊恐的表情敬着军礼，在别人的注视中紧张地站着：“我特此宣誓和保证……右手在《圣经》上颤抖。我特此宣誓和保证……左手紧紧地攥着冲锋枪的枪柄……我对以色列国的忠诚。”

“噢，好吧，”他难过地点点头，他把《圣经》放回床头柜，“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古兰经》。”

“什么？！不，不，”我反对，立马感到内疚和愤怒，“我丝毫不这么想。”我大声，一字一句地说道，像是说给遥远的、在墙的另一边的、电话线的另一端的、在以色列的那些竖起的耳朵听的，“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不是？”他也激动了起来，“那难道不是完全相同的法西斯场景吗？有枪、有士兵，还有圣书？”

“场景也许看上去有些相似，”我酸涩地承认，脸由于愤怒而涨红了。

他挑起一段持怀疑态度的眉毛：“不对吗？”

“一点也不对！”我激动了起来，使劲摇头，“以色列的军队，就像是法国或者美国的军队一样，像是叙利亚的军队或者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就算他的目光已经变得无神，并从我身上移到窗边，我也没有停下，“是为了保卫主权国的公民而组建的。”说了这么一堆！爱丽丝的声音猛地击中我：“谁任命你为驻联合国的以色列大使了？”“就像伊朗和德国都有自己的军队一样，”我坚持道，“我们也有，我并不打算为了这个而道歉。”

“我没有要求你道歉。”

“不为有一个国家而道歉，谢谢老天，也不为有一支能保护我的强大的军队而道歉。”

“你们强大的军队正在占领一处平民——”

“那你知道吗？我也不会为我们是这次冲突中更有力量的那一方道歉！不会，因为如果局势相反，上帝宽恕，如果你们在48小时内赢了这场战役……”

就在我用那种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的语气继续絮絮叨叨，努力忽略内心汹涌的讽刺感的时候，忽然感到了一阵恶心。这场辩论听上去既无意义，又没有必要，像是广播里令人生厌的谈话节目在喋喋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