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马里奥 · 巴尔加斯 · 略萨和第三世界文学（第2/2页）

当然，最后的证据表明，凶杀嫌犯是光明之路游击队员和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卖部，他们表演一些奇怪的节目，让人联想到印加风俗。光明之路游击队在当地的冷酷政治谋杀被披露出来，古印加祭祀礼仪的证据也得以确证，之后，小说气氛逐渐地越变越黑暗。吹过安提斯荒蛮地带的，是一阵非理性的强风。在书中，死亡无处不在——在秘鲁的贫困中、在游击战的严酷现实里、在普遍的绝望中。

但是，读者会很迷惑：难道巴尔加斯·略萨这位现代主义作家，已经变得不知所措？他似乎已成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回归本土去研究它的非理性、暴行、启蒙前的价值观和各种礼仪。这本书充斥着传说、古老的神灵、山中精怪、恶魔、魔鬼和女巫，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了故事本身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想用头脑来理解这些杀戮，那我们就错了，”书中的一个人物说道，“这些事情根本就无理性可言。”

奇怪的是，小说自身的结构并没有任何的非理性痕迹。《安第斯谋杀案》有两种对立的目标：一是成为一部展示笛卡尔式理智和逻辑的侦探小说，二是要营造一种非理性的气氛，它足以暗示出暴力和残酷的隐秘根源。这些交叉的目标使得小说没有足够空间展现新的视野。《安第斯谋杀案》说到底，是一部典型的巴尔加斯·略萨式小说。尽管小说偶尔会给人混乱之感，但在叙述上一直控制有度，人物声音也有细致的调度。所以，该小说的力量与美感就在于其行文的紧凑。

《安第斯谋杀案》尽管规避了现代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陈腐假设，但它也不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那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它把“他者”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深植于独特的追求和背景之中，例如巫术、奇怪的礼仪、荒蛮的地带和残忍的行为。但是，把这部小说当成关于神秘文化的粗俗表述，来打发了事，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该小说是有关秘鲁日常生活的一个玩闹、机趣的文本。简而言之，它是一段可信的历史。它对小城镇游击队活动的记述，它对一名士兵和一个妓女间扣人心弦的风流韵事所作的描述，都具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如果《安第斯谋杀案》中的秘鲁，是一个“无人能懂”的地方，那么现实生活中，它同样是一个这样的国家，这里的每个人都情有可原地抱怨着可怜的工资，抱怨自己竟然愚蠢到冒着生命危险去挣这笔工资。巴尔加斯·略萨尽管总是热衷于实验，他却是拉美作家中最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之一。

巴尔加斯·略萨的主人公利图马下士，是《谁是杀人犯？》（Who Killed Palomino Molero?）中的中心人物。这部作品也是一部侦探小说。小说《绿房子》（The Green House）取自一家妓院的名称。书中的利图马过着双重人生，他同样还出现于《胡莉娅姨妈与作家》（Aunt Julia and the Scriptwriter）的某些片断里。巴尔加斯·略萨通过利图马，有根有据、充满同情心地刻画了一位士兵：他那务实的实用主义和坚定的责任感，使他不会走向极端主义，他还真正具有深谋远虑、具备生存的本能和刻薄的幽默。

巴尔加斯·略萨在秘鲁一家军校受过教育，这使他对军队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在写作里也充分利用了这点：如在《英雄时代》（The Time of the Hero）里，他描述了年轻的军校学员之间的敌对和争吵；在《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Captain Pantoja and the Special Service）里，他讽刺了军队里的官僚作风和性行为。巴尔加斯·略萨特别擅长写男性间的友谊、找到男子气概中的脆弱之处、描述铁血硬汉不可救药地爱上妓女，或者特别善于通过开些粗鲁的玩笑，来驱散男人的伤感。他残忍的诙谐总是非常有趣，但并非无的放矢。如果有人从巴尔加斯·略萨最早的小说读起，并且读完了他的所有作品，那么他会发现，巴尔加斯·略萨一直以来对卓越的现实主义者和喜欢冷嘲热讽的温和派人士抱有好感，其程度要大于对乌托邦分子和狂热分子的喜爱。

《安第斯谋杀案》的主人公是士兵们。我们不需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对光明之路游击队有较好的认识。他们代表的，是纯粹的非理性和几近荒谬的邪恶。这与作者随着年岁增长，经历了诸多政治变化有很大关系。巴尔加斯·略萨年轻时，是个现代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古巴革命非常迷恋，但是，他成熟以后却变成了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对君特·格拉斯之类的人痛加斥责，因为这些人说过，“整个拉丁美洲必须把古巴当做一个典范。”巴尔加斯 · 略萨用半开玩笑的口吻，把自己看做是“崇拜玛格丽特·撒切尔、痛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两大作家之一”，并且还补充说，“另外那个作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位诗人，即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读过巴尔加斯·略萨在《安第斯谋杀案》里对光明之路游击队的描述，再去读他年轻时的一篇文章，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那篇文章是写给一位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员的，他是略萨在“与秘鲁军队冲突”过程中丧生的朋友。我们不禁要问，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是否青春一旦消逝，人们就再也不可能看到体现在游击队员们身上的人性，或者说，我们这样的人是否在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不会再有游击队员们那样的朋友？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他的观点是如此令人信服，甚至在政治观点和他不一致的地方，我们都能觉出他的声音带有小孩般的真诚，我们还情不自禁对这小孩充满了爱意。

在早期的一篇文章里，巴尔加斯·略萨写到了塞巴斯蒂安·萨拉萨尔·邦迪（Sebastian Salazar Bondy），秘鲁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此人年纪轻轻就精疲力竭而亡。在文章里，巴尔加斯·略萨问道：“在秘鲁当一位作家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一定会引起我们大家的哀伤，不仅仅是因为秘鲁缺少合格的读者群和严肃的文学出版氛围。当巴尔加斯·略萨写到秘鲁作家们被迫忍受贫穷、冷漠、无知和敌意时，我们很容易和他一样怒火中烧。甚至就算这些作家能熬过这一切，他们也只被认为活在现实世界之外。难怪巴尔加斯·略萨会说“所有的秘鲁作家最终注定要失败”。当我们读到巴尔加斯·略萨的青春岁月，以及他对秘鲁资产阶级（他将其描述为“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加愚蠢”）的痛恨时，当他哀叹秘鲁资产阶级对读书缺乏兴趣、对世界文学贡献微薄时，当他说到自己对外国文学的饥渴时，他声音中的悲伤确凿无疑印证了那种远离中心的悲伤。这种思想状态，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最明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