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词语，图画，物品（第2/5页）
每当谈论词语和意象之间或文学与绘画之间的亲缘关系，人们通常会引用贺拉斯《诗艺》中“诗歌就像图画”（Ut pictura poesis）的名言。我还喜欢这句陈述之后的那些不太知名的言论（贺拉斯说的这些话出人意料，他甚至宣称荷马也可能创作低级的诗行），因为这些话让我想到看一幅风景画与阅读一部小说非常相似。这一段话是：“诗歌就像图画：有的要近看才能看出它的美，有的要远看；有的放在暗处看最好，有的应放在明处看，不怕鉴赏家敏锐的挑剔；有的只能看一遍，有的看十遍也不厌。”[1]
贺拉斯在《诗艺》的其他部分也使用了绘画的类比和词汇，但是他的这些观念和例证只不过提及了诗歌给人的快乐与绘画给人的快乐相似。文学与绘画艺术之间的真正区别是德国戏剧家和批评家戈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在《拉奥孔》（1766）中通过逻辑分析提出来的。该书以《论画与诗的界限》为副标题，阐述了如今所有人都认同的区分：诗（文学）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艺术，而绘画、雕塑和其他视觉艺术是在空间中展开的艺术。时间和空间是康德哲学的核心范畴。
观看一幅风景画，我们立刻就会抓住总体意义：所有事物都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如果要抓住一首诗或一篇散文叙述的总体意义，我们必须理解主人公和环境如何在时间流转中有所改变—换言之，我们必须理解其中的故事、场面和事件。事件依托于戏剧化时间的氛围中。为了理解其结构，我们需要花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
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欣赏一幅细节丰富的风景画，我们必须—如贺拉斯所言—看上十遍，关注细节，从不同距离将之打量，花时间仔细琢磨。不仅如此，那种呈现故事的绘画能够在单个画框里容纳多种时间— 即我在上一讲中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时刻。在一幅大型绘画的一角也许描绘了一起引发了一场大战的事故，而另一角也许会呈现此次战争之后留下的伤者与死者。这种绘画我们称为“叙事画”，其技法见于16世纪早期，如欧洲大师卡尔帕乔（Carpaccio）和同一时代的波斯大师贝赫扎德（Bihzad）。
但是，这些例子并不有损于莱辛所作著名区分的有效性。他所使用的两大哲学范畴，时间与空间，在诗与画（常被称为“姐妹艺术”，因为二者具有相互关联的感染人类心灵的力量）之间建立了一个清晰的对比。让我利用这个区分表达我自己关于小说的观点。小说就像绘画一样呈现凝固的时刻，但它不会只包含一个这样微小的、无法分割的时刻（就像亚里士多德式的时刻）：会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时间点。阅读小说时，我们具象化这些由词语构成的时刻，这些时间点。也就是说，我们将它们转化为想像中的空间。
我们观看一幅绘画时—无论是风景画、书的插图、草图手稿、人物肖像或静物写生—直接就得到一个总体印象。但是阅读小说时情况却截然相反。我们翻动书页时，我们的注意力一直聚焦于小细节、小画面、不可缩减的微小时刻，努力记住无数细节，即使不耐烦也需要坚持最终才能够构想出总体景观。如果说绘画呈现给我们一个凝固时刻，小说则呈现给我们成千上万个、一一前后相续的凝固时刻。阅读小说的过程通常充满悬念，我们的好奇心急于要确定每一个时刻与总体景观的吻合之处，而且它又如何指向小说的中心。为什么作家要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向我们呈现窗外的雪花？为什么他要提供车厢内其他乘客的细节描述？在浩瀚的时刻森林之中追问我们身在何处或者如何才能找到出口—同时还要检查每一棵树、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叙述单元—也许会令我们感到窒息，就仿佛我们完全迷失在树林里一样。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并不会松懈，因为森林里的树木、成千上万个构成故事的无法分割的细节来自普通人的生活并且通常是图画性的。这些能够抓住我们注意力的细节也正是它们向主人公呈现的样子—换言之，它们揭示了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
面对一幅大型绘画，我们因所有事物同时尽收眼底而感到激动并渴望进入绘画之中。在一部长篇小说之中，我们会因为置身于一个无法一览无余的世界而感到眩晕的快乐。为了看到所有事物，我们必须不断将离散的小说时刻转化为意识中的图画。这个转化的过程使得阅读小说比起观赏绘画更具协作性，也更加个人化。
我和朋友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 联合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一个研讨班。该课程旨在探索文学文本和绘画之间的关系，通过实例讨论词语如何调动我们的图画想像。我们在讨论当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古希腊人称之为“描绘”（ekphrasis）的概念。该词的狭义和首要意义是指通过诗歌表达的手段描写视觉艺术作品（如绘画和雕塑），为那些无法观看的人提供帮助。诗歌中的绘画和雕塑可以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就像小说里的细节。这实际上就是该词的全部意义。古典文学里最有名的描绘实例是《伊利亚特》第十八卷关于阿喀琉斯盾牌的描写。冶炼之神赫菲斯托斯将许多形象—星星、太阳、城市和人民—铸入了阿喀琉斯的盾牌，荷马对此给予了不同凡响的描写，用词语囊括了整个大千世界，其文本比那个盾牌本身更加重要。W. H. 奥登受到了荷马描绘的启发，将一首诗命名为“阿喀琉斯的盾牌”，从20世纪战争的角度重新塑造了描绘的概念。
我在书中加入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描绘，并不是为了给一个时代作出判断（如奥登之所为）—换言之，从远处观看—而相反地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入一幅图画，成为所创造时代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我的名字叫红》一书中，不仅主人公，还有颜色和物品都具有声音，大声说话，我在其中感到进入了一个迥异的世界— 一个我想通过绘画描绘并重构的世界。对于生活在现在的人们来说，过去是由许多古老的建筑、古老的文本和古老的绘画所组成的。我既利用文本，也利用绘画，相信过去的历史如果被赋予足够鲜明的想像，就能为小说所用。正是这样，我详细描述了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卡帕宫收藏的16世纪末的书籍和档案里的绘画—大部分档案实际上源自今天的伊朗和阿富汗— 而且我开始设想各个主人公、各种物品，甚至还设想了细密画描绘的各种魔鬼。由此，我就创造了一个宇宙。
这次创作使我相信描绘手法应该有一个更宏观的解释。无论我们使用古希腊语词汇“描绘”，还是使用短语“词语描述”，问题是如何用词语向那些从未亲眼目睹的人们描述真实的或虚构的图画世界的辉煌景象。让我们记住，我们的出发点是照相术发明之前的艺术，以及复印、印刷和其他复制技术尚不为人知的时代才有的一些困难。简言之，描绘的难点在于为那些无法亲眼目睹的人用词语描述某种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