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层的公寓楼 城市的外快是你应得的（第2/5页）
乌拉尔建筑公司在市场大街上的办公室空无一人。麦夫鲁特在这里参加了很多次由业主和承包商分别举办的介绍会，和萨米哈一起欣赏了那些带有招摇、怪异阳台的白色模型，试图明白分给自己的朝北小单元是什么样子。办公室里悬挂着乌拉尔家族在伊斯坦布尔建造的其他高楼照片，以及年轻的杂货店老板哈吉·哈米特手拿铁锹建造第一批房屋时拍下的照片。周末从城里上流街区驾车过来的买主都把车停在人行道上，可在这个中午时分，人行道也是空荡荡的。麦夫鲁特在市场里转了转，看了看哈吉·哈米特·乌拉尔清真寺下面的商店橱窗，为赶去杂货店里的谈判，他走上了通向杜特泰佩的蜿蜒小道。
儿时，在这坡口建起的第一批房子后面的平地上，便是哈吉·哈米特让工人们居住的气味难闻的木质工棚。透过敞开的大门，麦夫鲁特有时看见在那些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像死人一样躺在木头双人床上睡觉的精疲力竭的年轻工人。最近三年，随着房客的离开，空置房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最终整个街区都将被拆除，因此已不再有人愿意在这里租房了。这些废弃的房屋，让杜特泰佩显得老旧和破败。面前是黑压压的一片天空，麦夫鲁特愁肠百结。爬坡时他感觉自己仿佛在走向天空。
对于萨米哈执意要求的百分之六十二的份额，他为什么没能说不！要和阿克塔什他们谈成这个份额，太难了。和考尔库特最近一次谈判时，麦夫鲁特要求的是百分之五十五，考尔库特连这个份额都觉得高了，但他们还是决定再谈一次。为了那次谈判，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去了协会，但随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再找他。麦夫鲁特既焦虑不安，又因为考尔库特将自己看作钉子户而沾沾自喜，他感觉自己会因此拿到最高的份额。
然而一个月前，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被宣布为地震敏感区域，就像多数库尔泰佩人一样，麦夫鲁特也认为这是乌拉尔他们的一个新举措。这项法律是1999年地震后颁布的，目的是在获得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房主的同意后，拆除一栋老旧危房。但是，国家和承包商利用这个法律来排挤那些阻碍建造高层大公寓楼的小房主。这项法律颁布后，当钉子户就更难了，所以麦夫鲁特暗自思忖，怎么跟考尔库特谈出门时萨米哈坚持的百分之六十二。
他们已经结婚七年了，麦夫鲁特和萨米哈过得很幸福。他们成了好朋友。但这并不是一种具有创造性、聚焦于生活多姿多彩方面的友情，而是一种基于一起做事、共同克服困难、接受平凡日常生活的友情。渐渐熟悉后，麦夫鲁特发现，萨米哈是个固执、坚决、渴望美好生活的女人，他喜欢萨米哈的这个优点。可尽管有这个优点，萨米哈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也许因此她才过多地处处干涉麦夫鲁特，甚至还支配他。
麦夫鲁特现在很愿意以百分之五十五的份额和乌拉尔他们达成协议：用这个份额，他可以在十二层公寓楼的低层获得三套没有海景的单元房。村里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也是父亲的遗产继承人，因此麦夫鲁特名下得不到一整套房子。为了获得整套房子，萨米哈需要在五年时间里，用费尔哈特留下的楚库尔主麻街上两套房子的租金来支付其中的差额。（如果百分之六十二的份额能够被接受，那么就只需三年时间。）他俩将共同拥有那套房子。这笔账是他和萨米哈在家里讨论了好几个月才算出来的。麦夫鲁特不想失去来到伊斯坦布尔四十年后拥有一套单元房（其实是半套）的希望，他几乎胆战心惊地走进了哈桑伯父的杂货店。
杂货店里五颜六色，橱窗里满是盒子、报纸和瓶子。店里的光线黑黢黢的，麦夫鲁特瞬间什么也看不见。
“麦夫鲁特，你来跟我爸说，”苏莱曼说，“他快把我们逼疯了，也许他听你的。”
哈桑伯父坐在柜台后面，最近三十五年他一直这样。尽管他老了很多，但还是挺直地坐着。麦夫鲁特想到，其实伯父和爸爸是多么相似，只是儿时他没能发现这点。麦夫鲁特拥抱了他，亲吻了他长满老年斑、胡子拉碴的脸颊。
让苏莱曼取笑、让考尔库特发笑的事情，是他们的爸爸还在用旧报纸折的袋子（哈桑伯父叫它们“纸袋”）给顾客装东西。哈桑伯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跟所有伊斯坦布尔的杂货店主一样，自己在空闲时间用家里带来的或是别处收集来的旧报纸折纸袋，为了维护这个习惯，他对儿子们说：“我对谁都无害。”麦夫鲁特就像每次去杂货店时那样，坐在哈桑伯父对面的椅子上，开始折纸袋。
苏莱曼对他爸爸说，街区在迅速变化，顾客们不会再去光顾一家用又脏又旧的报纸折出的纸袋装东西的商店。
“不来拉倒。”哈桑伯父说，“本来这里就不是商店，是杂货店。”说着他朝麦夫鲁特眨了眨眼。
苏莱曼其实在说，他爸爸在做一件无用，甚至亏本的事情：一公斤塑料袋远比一公斤旧报纸便宜。麦夫鲁特对争论的延续暗自窃喜，因为他害怕有关公寓楼份额的争论，还因为他看到了阿克塔什战线上自动出现了一条裂痕。因此，当哈桑伯父说：“我的儿子，人活着不是一切为了钱！”麦夫鲁特立刻表示赞同，并说赚钱的事情不全都是好事。
“爸爸，你看麦夫鲁特还在卖钵扎。”苏莱曼说，“我们很敬重麦夫鲁特，但不用他的脑子来做生意。”
“麦夫鲁特对他的伯父比你们对爸爸更尊敬。”哈桑伯父说，“你们看看，他不像你们那样闲坐着，他在折纸袋。”
“麦夫鲁特是否尊敬咱们，等他把最后的决定告诉咱们时才能见分晓。”考尔库特说，“麦夫鲁特，你想好了吗？”
麦夫鲁特慌乱了，但此时一个男孩走进杂货店，他说：“哈桑伯伯，面包。”于是他们全都沉默了。八十多岁的哈桑伯父从木制面包柜里拿出一个长面包放到柜台上。十岁的孩子觉得不脆，对这个面包不屑一顾。“别用你的手，用眼睛来选，我的孩子。”哈桑伯父说着拿了一个烤得更焦黄的面包。
麦夫鲁特走出杂货店，他想到一个主意。他的口袋里放着六个月前萨米哈送给他的手机。用这个手机，麦夫鲁特只接萨米哈的电话，他自己从不打电话。现在他要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百分之六十二太高了，他们必须往下降，否则就会出现争执。
但萨米哈没接电话。天上飘下了雨滴，麦夫鲁特看见孩子最终拿着一个面包离开了杂货店。他走进去，坐在哈桑伯父身边继续认真地折纸袋。苏莱曼和考尔库特正在用一种贬损的语言，抱怨那些谈妥了却在最后一刻制造麻烦的钉子户、想要重新讨价还价的精明之人、说服邻居签下合同后意欲偷偷从承包商那里拿钱的卑鄙小人，他们把一切全都详细地告诉了他们的爸爸。麦夫鲁特觉得，日后他们也会用同样的语言在背后谈论自己。从他询问儿子的问题上，麦夫鲁特惊讶地发现，哈桑伯父在密切关注着所有这些讨价还价和工地上的事情，他依然在杂货店里试图操控两个儿子。而麦夫鲁特本以为，哈桑伯父除了当个乐趣经营杂货店，对别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