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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而是被送到了北部的切姆诺，一个距罗兹不到七十公里的镇子。我小时候曾有个叫莫尔德柴的玩伴，他家就来自切姆诺。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去年冬天，可怜的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德国人在切姆诺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实验……

“同之前听说的故事不同，我们前往集中营的旅途还算舒适。我们挤在车厢里，但那是普通的客车车厢。那天是6月24日，天气很好。到达切姆诺的一瞬，我还以为自己是来默什叔叔家做客的。切姆诺站很小，只是被茂密森林环绕的乡村车站。德国士兵带我们上了卡车，但士兵们显得轻松而愉快，既没有推搡，也没有叫喊。车开到了几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营就建在那里。我们一到就开始登记。我清楚地记得集中营外碎石路上的一排办公桌，还有林子里鸟儿的鸣唱。然后我们按性别分开沐浴消毒。我忙着跟在成年男性后面，没来得及看到我母亲和四个妹妹消失在女囚区的栅栏后面。

“我们被勒令脱掉衣服，排成一排。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所以非常害羞。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们。那天气温宜人。我们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我们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我仍然个头矮小，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他微微一笑，挥了挥短棍，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约瑟夫哭起来，父亲拒绝离开他。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父亲让我回去，但我不同意。

“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他把我推开，说：‘走！’我摇头，留在原地。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父亲又打了我一下，这次非常用力，边打边喊：‘走！’我又惊又痛，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党卫军继续挑选。我对父亲很气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包括我在内，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领到了粗糙的囚服。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没有见到父亲。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土豆汤，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两百英尺长，四十英尺宽，至少十五英尺深。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

“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希姆莱【65】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但那年夏天，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

“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准确地说，是撬开——扔进大坑，铺上泥土和石灰，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66】士兵补射。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说笑。但这时候，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蠕动着被我们活埋。

“那天傍晚，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我考虑过死，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直面一切活下来。为了活而活下来。

“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接受过牙医训练。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犯人头目都笑了。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阴道探查。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

“一两周后，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也许我手脚麻利，干活高效，我在大坑干了九个星期。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今天会轮到自己被杀。每天晚上，我听着下面床铺的老人念诵祷文，反复呼唤先知的名字，我则开始向上帝祈祷，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再多给我一天吧。’我说，‘再多给我一天吧。’但我最信任的是我自己的求生意愿。也许这是年轻人的唯我主义，但我告诉自己，只要我坚信自己能活下去，那这一愿望就一定能实现。

“八月，集中营扩建，我被调派到了森林旅。我们砍掉树木，拔掉树桩，将石头运去修路。每隔几天都会有劳工在完成工作后被送上大篷卡车，或者直接押到大坑边。所以森林旅的成员始终在变。十一月落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而我已经是森林旅中最长命的囚犯了，除了老卡尔斯基。”

“卡尔斯基是什么人？”娜塔莉问。

“犯人头目。这种人手持鞭子，管理其他囚犯。”

“他们为虎作伥？”

“有专业论文论述犯人头目及其对纳粹主子的认同。”索尔说，“斯坦利·埃尔金斯和其他学者研究了集中营里囚犯的臣服现象，并将其与美国黑奴的温顺做对比。今年九月，我还参加了研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会议。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不仅与自己的加害者站在一起，甚至积极地支持加害者。”

“就像那个帕蒂·赫斯特【67】。”娜塔莉说。

“是的。我对这种意志上的征服研究了很久，不过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想说的只是，如果我在集中营里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成为犯人头目。

“1942年11月，集中营改造完成，我从临时牢房转移回正式牢房。我被安排负责掩埋尸体。焚尸炉已经建成，但他们低估了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数量，所以大篷卡车和大坑仍在发挥作用。他们不再需要我给尸体拔牙了。我铺上石灰，在初冬的寒气中瑟瑟发抖，然后就是等待。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成为一具被他人埋葬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