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第2/5页）

色拉已经做好，烤宽面条放进烤箱，她同金特里坐在书房中，喝着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再次聊起了天——话题再次回到索尔·拉斯基的故事上。他们探讨了故事的可信度，以及自己对故事的看法。

“我感觉他是典型的偏执狂。”金特里说，“不过，如果一个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前十年就预见到大屠杀的细节，那任何优秀的心理学家，即便是犹太心理学家，也会将他诊断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他们悠闲地享用着晚餐，观看着窗外黑暗渐渐降临。金特里在满是酒瓶的地下室里翻找了一圈，娜塔莉建议他建一个酒窖，这让他窘红了脸，最后他带着两瓶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上来佐餐。她觉得晚餐棒极了，称赞他是一个懂美食的大厨。他讥讽说，厨艺好的女人就是好厨师，而会做饭的老光棍就是懂美食的大厨。她哈哈大笑，答应放弃这一成见。

成见。圣诞前夜，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旁，孤独地坐在气温迅速下降的车中，娜塔莉想到了成见。

娜塔莉对索尔·拉斯基的形象就抱有成见：纽约来的波兰裔犹太人，满脸络腮胡，黑暗的欧洲岁月给了他一双黑洞洞的眼睛——那种黑暗，娜塔莉永远永远想象不到，更无法理解。一位教授……一个精神病医生……在语言方面外行的娜塔莉听来，他那略带异国色彩的口音也许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方言差不多。这个人的眼镜竟然是用胶布粘起来的，同娜塔莉的埃伦姨妈一样。娜塔莉出生不久，姨妈就患了老年痴呆症——现在称为“阿尔茨海默病”——直到十一年后过世。

索尔·拉斯基的容貌、声音、行为举止都同娜塔莉认识的大部分人不一样，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娜塔莉对犹太人的成见是大而化之的——黑衣服，奇怪的风俗，少数族裔的模样，比黑人更热衷金钱和权力——索尔·拉基斯的特点可以说完全与她对犹太人的成见相符。

但拉斯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娜塔莉知道，自己没有摆脱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她只有二十一岁，但见过聪明人——比如她父亲和弗雷德里克——不会用固定的思维去看待所有的人和事。虽然她的父亲敏感而慷慨，对自己的种族和家族深感自豪，但他认为所谓“新南方”运动是一场危险的实验，各种肤色的激进分子妄图用这种理念去改变现有的体制，而现有体制已经比以前大有改善，允许他这样的有色人种通过奋斗去获取成功和尊严。

弗雷德里克将人归为三类：体制的盲从者，体制的操纵者，体制的受害者。弗雷德里克对体制看得非常清楚：发动越南战争的是政治体制；维持这场战争的是权力体制；将他送到战争怪兽巨口的是社会体制。弗雷德里克用两种方法应对体制：首先，他让自己投身到冷门的数学研究中，从而跳出体制；然后让自己精通这门研究，凭此安身立命，从而躲避体制。与此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电脑交互上，以躲避复杂的人际交往。他同娜塔莉做爱时狂暴而强悍，就像在同一个试图侵犯他的人搏斗。他还在自己乱七八糟的公寓中教娜塔莉如何使用点38口径左轮手枪。

娜塔莉不禁打了个寒战，于是发动引擎，打开空调。她驶离圣迈克尔教堂，看到人们已经来教堂参加圣诞前夜的礼拜，然后转弯进入百老汇街。她想起这么多年来，每个圣诞节的上午，父亲都会带她前往离家三个街区的浸礼会教堂参加礼拜。她本来决定今年圣诞不再陪他去教堂，不再曲意迎合父亲。她知道这样做会伤害他，激怒他，但她已经准备好坚持自己的观点。空虚在娜塔莉的胸中累积成悲伤，甚至连身体都开始疼痛起来。此时此刻，如果可以的话，她不惜放弃一切，换取同父亲明早去教堂的机会。

娜塔莉九岁时的夏天，她母亲死于一场事故。那天晚上，她父亲跪在她身旁，紧握着娜塔莉的双手，告诉她，那是一场飞来横祸。她母亲正下班回家，穿过一个公园，走到距离大街一百英尺的地方时，五个醉酒白人大学生驾驶一辆敞篷车，冒冒失失地穿过土质松软的草坪，绕过喷泉时轮子打滑，撞上了正要回家同丈夫和女儿举行下午野餐的三十二岁的母亲。据目击者说，母亲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那辆车。看着撞死她的那辆车飞驰而去，母亲脸上没有震惊或恐惧的表情，只有惊讶。

四年级的第一天，娜塔莉的老师让他们写一篇关于暑假经历的文章。娜塔莉盯着试卷看了十分钟，然后用昨天新买的钢笔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个夏天我参加了母亲的葬礼。我母亲非常温柔和蔼。她非常爱我。她死得太年轻了。有群冒失鬼开车撞死了她。他们没有进监狱，也没有遭到任何惩罚。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父亲和我去利厄姨妈家待了三天，但后来我们回来了。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

写完文章后，娜塔莉请求去上厕所。她快步走过既熟悉又陌生的走廊，在女厕所的第三个隔间里静静地反复呕吐。

成见。娜塔莉转弯离开百老汇街，前往梅勒妮·福勒家。她每天都走这条路，熟悉的愤怒和痛苦涌上心头。她知道，驱使自己每天开去福勒家的是一种本能，就像牙齿掉了之后，舌头会本能地去搜索那个空缺一样。她每天都去看这座房子——现在隔壁的房子也同福勒家一样黑，因为霍奇斯夫人已经搬走了——她想起了上个星期二，自己跟随那个满脸胡子的男人进入这座房子的情形。

索尔·拉斯基。他不是娜塔莉成见中的犹太人。娜塔莉想着他悲伤的眼神与柔和的声音，揣测着他此时身在何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答应每隔一天就打电话回来的，但自从星期五将他送到查尔斯顿机场之后，她和金特里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讯息。昨天，也就是星期二，金特里给索尔的家和大学办公室都打了电话。家里的电话无人应答，大学那边接电话的是心理系的一个秘书，说拉斯基博士度假去了，一月六日才回来；还说拉斯基博士十二月十六日去查尔斯顿之后就再没跟办公室联系过，但他肯定会在一月六日回来。他那天要接着授课。

星期天，她和金特里坐在书房里聊天，娜塔莉给治安官展示了一则新闻报道——华盛顿的一个参议员的办公室昨晚发生爆炸，四人死亡——她怀疑这可能与索尔当天的会面有关。

金特里笑着提醒她，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警卫也死于同一事故，华盛顿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都认定这只是一起独立的恐怖袭击，已经确认死亡的四人中没有索尔·拉斯基，这起愚蠢的暴力行为同索尔描述的噩梦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