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之门（第2/4页）

这些发生在周一。之后，我要去罗萨里奥参加一个律师研讨会，无非是互相鼓掌，拼命喝酒，别无他事。周末到家。火车上偶遇两位红磨坊舞女，我认出了年轻的那个，而她一个劲地装傻。那天早上，我一直在想塞丽娜。让我在意的并不是她的死，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习惯的中断。我看着两个舞女，想起了塞丽娜的经历，想起马洛带她离开希腊人卡西迪斯的米隆加舞厅。指望这个女人从良是需要勇气的，而就在那段日子，我认识了马洛。他为了一桩官司来找我咨询，是他老妈在萨纳加斯塔的地产。第二次塞丽娜陪他一起来，当时的她几乎还化着职业妆，迈着大步，紧贴着马洛的胳膊。我一眼看穿了他们，看出马洛的简单粗暴和——虽然他从未明说——对塞丽娜的全心全意。等到真正和他们交往，我觉得马洛成功了，至少表面看来，从日常行为看来，确实如此。后来，我看得更清楚更透彻。塞丽娜会借助一些小小的嗜好，稍稍逃出他的手掌心，比如她爱跳民间舞，再比如她爱守着广播，手上缝补编织，长时间地打盹发呆。内比奥罗和拉辛打成4:1的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唱歌，一下子明白过来她的心还在卡西迪斯那儿，离固定住所和阿巴斯托市场小贩马洛很远很远。了解她的我促成了她几桩小小的心愿。我们三个一同去高音喇叭震天响的地方，踩着满地油腻的小纸片，吃刚出炉的披萨饼。马洛喜欢的是院子、和邻居聊天、马黛茶。那些要求，他只是暂时应允，偶尔为之，毫不让步。塞丽娜假意顺从，也许她正在适应少出门、多居家的日子。是我在拉马洛去跳舞，她从一开始就感激我，这我知道。他们彼此相爱。塞丽娜的快乐是两个人的，有时，是三个人的。

我觉得该洗个澡，打个电话跟尼尔妲说周日顺路去赛马场找她，之后马上去见马洛。他在院子里抽烟，大口大口地喝马黛茶，T恤上的两三个小洞看得人心酸。我拍了拍他的肩，打了个招呼。他的脸色和最后一次见面没什么分别。当时，他站在墓穴边，撤了一把土，醉醺醺地往后倒。不过，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亮光，手握上去也有了力气。

“谢谢您来看我。日子过得真慢，马塞罗。”

“你不用去阿巴斯托吗？还是有人替你？”

“我让那个瘸腿弟弟去了，我不想去，一天实在太长。”

“那是，你应该去散散心。换衣服，咱们去帕勒莫区逛一圈。”

“好吧，随你的便。”

他穿上蓝色西装，戴上绣花围巾，我还见他洒了点塞丽娜的香水。我喜欢看他整帽子，把帽檐翻起来，还有他走起路来悄无声息的样子，真是我的好兄弟。我无可奈何地听他说了句“关键时刻，朋友必到”，第二瓶吉尔梅斯啤酒下肚，他把心里话全掏出来说给我听。我们坐的是咖啡馆最里头一张桌子，咖啡馆里没别人，几乎就我们俩。我由着他说，时不时给他倒杯啤酒。他说了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其实他说来说去，只说了一件事。有句话我记得：“她在我这儿。”食指顶着胸口中央，似乎在展示痛苦，或炫耀奖章。

“我想忘掉她，”他还说，“无论用什么方法：喝醉酒，去舞厅，随便找个女人上床。您明白我的意思，马塞罗，您……”食指谜一般往上走，突然如拆信刀一般折了起来。到这份上，说什么他都会答应。我看似无意地提到了圣塔菲舞厅，他说行，就去舞厅，比我先站起身来看时间。天热得要命，我们一路无言。我怀疑马洛的思绪又飘回到过去，又在惊讶胳膊上居然没有塞丽娜迈向舞场时火热的喜悦之情。

“我没带她去过圣塔菲舞厅。”他突然开口，“认识她之前，我倒去过。很低俗的米隆加舞厅，您常去？”

我的卡片里有对圣塔菲的详尽描述。它既不叫圣塔菲，也不在圣塔菲街上，不过确实在这条街旁边。遗憾的是，普普通通的大门、门上写满承诺的招牌、混乱不堪的售票处、守着入口从头到脚挨个搜身的保安，文字描述无法做到活灵活现。接下来进门，糟糕还不够，简直糟糕透顶。没什么清清楚楚，一切乱七八糟。解决混乱的方式是子虚乌有的秩序：黑乎乎的地方，黑乎乎的舞池，与考究的日式公园相比，那里是天堂，这里是地狱。门票二元五角，女士五角。空间分隔得一塌糊涂，舞池一个接一个：第一个是地道米隆加音乐，第二个是特色米隆加音乐，第三个是北方米隆加音乐，歌手在唱马兰博。站在中间过道上（我就是维吉尔），三边音乐都听得到，三边舞蹈都看得到。可以挑个最喜欢的，也可以三种风格一种接一种地跳过来，杜松子酒一杯接一杯地喝过来，找桌子坐，找女人玩。

“地方不坏，”马洛带着淡淡的忧伤，“可惜有点热，应该装上排风机。”

（可以做张卡片：仿效奥尔特加，研究乡下人接触技术后的反应。原以为会产生抵触情绪，谁知道技术被大力吸收和利用。马洛谈起冷却或超外差，完全是一幅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胸有成竹理所应当的口气。）他依然心不在焉，盯着地道米隆加的歌台，歌手双手握着麦克风，慢慢晃动。我抓着他手臂，拖他往桌子走。我们俩胳膊肘撑在桌上，高高兴兴地对着两杯干啤。马洛将自己那杯一饮而尽。

“这地方喝啤酒正合适，米隆加舞厅真他妈的挤。”

他又叫了杯啤酒，把我晾在一边，自顾自地傻看。我们的桌子紧挨舞池，舞池对面靠墙放着一排长长的椅子，一大群舞女你来我往，串花灯似的换个不停，脸上是工作消遣时的心不在焉。大家话不多，地道风格的米隆加音乐声声入耳，唱得起劲，弹得也起劲。歌手执著地玩怀旧，奇迹般地将欢快无停顿的节奏演绎得感人肺腑。“我的中国女孩，我把她的辫子放在箱子里带来……”他带着疲惫的淫欲，肌体的渴求，死死抓住麦克风，好比呕吐的人死死抓住栏杆。有时，他把嘴唇贴在麦克风的镀铬隔栅上，话筒里传出粘得发腻的声音一“我是一个诚实的男人……”——；我思忖着肚子里塞上麦克风的橡胶娃娃一定热卖，歌手可以边唱歌，边把娃娃抱在怀里尽情温暖。不过，这种话筒不适合探戈，那个要镀铬落地话筒，顶上安一只闪闪发亮的小骷髅，隔栅上方是破伤风患者式的微笑。

至此，我认为应该声明：之所以选择这家米隆加舞厅，是因为妖怪，是因为其他任何一家舞厅都不会同时出现这么多妖怪。他们于夜间十一点露面，一人独行或两人结伴，不慌不忙、信心十足地从城市无法确知的地区赶来。女人们混血，个子矮小。男人们像爪哇人或莫科维人，身子紧紧地裹在格子西装或黑色西装里，头发硬邦邦的，梳起来费劲，发蜡在蓝光和粉色光的照射下亮晶晶的。女人们梳着高高的发髻，越发显得矮小。发型难度高，不易散，打理完一定既骄傲又疲惫。男人们倒乐意披散着头发，中间高，刘海长，女里女气，和头发下面那张粗野的脸、随时候命等待时机的挑衅表情、硬身板细腰肢完全搭不上。他们互相能认出对方，默默无言，惺惺相惜。那是他们的舞厅，他们的聚会，属于他们的五彩夜晚。（可以做张卡片：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白天靠什么职业掩饰，究竟是何种奴性心理作祟，叫他们各自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来就是为了这个。妖怪们手脚互相缠绕，一曲接一曲，无言地缓缓转圈，许多人闭着眼，终于享受到平等和完美。舞曲间歇，他们又缓过神来，在桌旁高谈阔论，自吹自擂。女人们尖声说话，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男人们则越发凶悍，我亲眼目睹一个巴掌飞过去，把一位喝着茴芹酒、白衣、斜眼的中国女人脸扇歪，一半头发扇乱。还有那味道，妖怪们的皮肤上那股湿滑石粉和烂水果的味道是辨识他们的标志。也许是洗得仓促，洗脸洗胳肢窝用的是湿湿的破毛巾。更要命的是，各种护肤品，睫毛膏，所有女人在脸上抹的粉，一层苍白色的痂掩盖着背后半透明的黑皮肤。粉也会氧化，黑人姑娘们从脸上洗去的是紧绷的玉米色。她们甚至学习金发姑娘的表情，穿她们爱穿的绿衣服，对自身的脱胎换骨确信无疑，对坚持原肤色的人不屑一顾。我斜着眼看马洛，研究他那张无黑人血统、无外省血统、典型意大利面庞、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郊居民的脸究竟有何不同。我突然想到：塞丽娜和妖怪们更亲近，亲近程度远甚于对马洛和我。我想，卡西迪斯选中她，是想取悦当时为数不多敢去舞厅的混血客人。塞丽娜做舞女时，我没去过卡西迪斯的舞厅。后来有个晚上我去了（想认出她被马洛带走前的工作场所），看到的都是白人舞女，皮肤白一点或黑一点，不过都是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