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洗衣箱中的事件（第2/7页）
正是因为“铜猴儿”回了有人打错的电话，才引发出一系列的事情，最后导致了我在一个木板条钉成的白色洗衣箱中遇到的事件。
就在我将近九岁的时候，我已经懂得了以下这件事情，那就是每个人都对我有所期待。午夜和婴儿快照，算命大师和总理在我周围造出一重亮闪闪的不容规避的期望的迷雾……在这其中，我父亲在鸡尾酒时间很凉快的当儿把我拉到他松软的大肚皮跟前，对我说道：“大事业！儿子啊，你将来还会缺少什么呢？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人生！”我在他噘起的嘴唇和大脚趾中间拼命挣扎，因为老是不停地流鼻涕，把他的衬衫都弄湿了，我憋得满脸通红，尖声高叫：“放开我，阿爸！大家都会看见的！”他呢，哈哈大笑，让我尴尬得无地自容，他说：“让他们看好了！让整个世界看看我多么爱自己的儿子！”……我外婆有年冬天来我家，也教导我说：“只要把你的短袜拉上了，叫什么名字来着，这整个辽阔的世界上就没有人比得上你！”……我在这阵充满了期望的烟雾中飘浮，已经感受到那个没有形体的动物开始在我体内骚动，这个动物在这些没有博多的夜里，在我的肚皮里面咬嚼着、抓着。由于给我的头上加了那么多的期望和绰号（我已经有了“拖鼻涕”和“吸鼻子”两个外号了），我变得害怕大家会不会都搞错了——我这个被人们大吹大擂的人，最后也许会一事无成，我的生活会空空如也，没有一丁点儿目的。正是为了躲避这个野兽，我从很小时候起就喜欢藏到我母亲那个大大的白色洗衣箱里面去。因为尽管那个动物是在我肚子里面，躲在脏床单当中令我觉得很是舒服，这样似乎会使得那东西安睡过去。
在洗衣箱外面，我四周都是的人似乎都具有清楚得要命的目的感，我便埋头在童话里面。哈提姆·塔伊和蝙蝠侠、超人和辛巴达帮助我度过了将近九年的岁月。在我跟着玛丽·佩雷拉出去买东西时（她看着鸡脖子就知道这只鸡有多大岁数，又能够坚定不移地看着死鲳鱼的眼珠，使我敬畏有加），我成了在神奇的洞穴里旅游的阿拉丁。在看着仆人们以一种既庄重又费解的热诚态度给花瓶掸灰时，我就想象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就藏在那些掸过灰的花瓶里面。眼看着花园里圣者普鲁肖塔姆被水一点点地侵蚀，我变成了神灯里的巨人。这样，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避而不想那个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在茫茫宇宙中，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我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者应该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我站在我房间窗口前，看着欧洲姑娘在海边那个印度地图形状的游泳池里面玩水时，“人生的目标”这几个字悄悄来到了我的心头。“你们从哪里找到目标呢？”我大声嚷了起来，同我合住一个房间的“纱丽”吓得几乎跳起来。那时我将近八岁，她快要到七岁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为人生的意义伤脑筋了。
但仆人们是被排除在洗衣箱之外的，校车也不在其中。在我将近九岁时，我上学了，学校是在老城堡区奥特拉姆路上的大教堂和约翰·康农男校。每天早上梳洗过后，我便到我们这个两层楼高的小丘脚下去等车，我穿着白色短裤，扣着一根蓝色条纹的松紧裤带，搭扣是蛇形的，肩上背着书包，我这个像条大黄瓜样的鼻子照样流着鼻涕。“眼睛片儿”和“头发油”、松尼·易卜拉欣和早慧的“居鲁士大帝”也一起等车。校车上座位咯咯直响，车窗玻璃上的裂缝令人回想起往事，在车上有多少确定的事呀！将近九岁的孩子对未来又有多少把握呢？松尼吹牛说：“我将来要当斗牛士，西班牙！彻姬塔！嘿，公牛，公牛！”他把书包在前面舞着，就像是马诺来特的红布一样，他在车上对自己理想的未来进行表演。校车吱吱咯咯地绕过坎普角，经过托马斯·坎普公司（药房），在印度航空公司王公的广告牌下经过（“再见，乐迷！我要坐印航班机去伦敦了！”），还有一个广告牌，我整个童年时期，那上面始终画着科里诺小孩，这个牙齿闪闪发亮的小淘气戴着小巧的绿色叶绿素帽子，盛赞科里诺牙膏的效用：“用科里诺牙膏，使牙齿清洁光亮！使牙齿洁白！”广告牌上这个小淘气，校车里这些孩子，被明确的未来熨平成为单维的直线，他们都知道生活的目标。这里有个叫格兰迪·凯斯·科拉可的孩子，由于甲状腺亢进，长得像个气球，嘴唇上已经毛茸茸的了。他说：“我要接管我父亲的电影院，你们这些王八蛋要看电影吗，都得跑来求我卖票给你们！”……还有胖墩佩斯·费许瓦拉，他的肥胖完全是因为吃得过多的缘故，他同格兰迪·凯斯是班上的特权人物，专门欺负别人，他说：“呸！那算什么！我要有许多钻石、翡翠和月亮宝石！珍珠大得像我的卵子一样！”胖墩佩斯的父亲开着城里另一家珠宝店，他的头号敌手是法特波伊先生的儿子，他身材矮小，比较聪明，在睾丸像珍珠那样大的孩子的打斗中老是处于下风……“眼睛片儿”宣称，他将来要代表国家板球队打球，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缺了一只眼球。“头发油”呢，不像他哥哥一头卷发乱糟糟的，头发光溜溜的很是干净。他说：“你们这帮家伙真自私！我要像爸爸一样当海军来保卫国家！”校车咔啷咔啷地经过乔帕迪沙滩，他随身带的尺、指南针和乌黑的弹丸在他身上咔啦咔啦直响……校车又向左拐，在我最喜欢的舅舅哈尼夫住的那套公寓旁边驶离了航海小道，经过维多利亚汽车站直往弗罗拉喷泉驶去，一路上又经过却奇盖特火车站和克劳福特市场。我一声不响，就像好脾气的克拉克·肯特一样绝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喂，‘拖鼻涕’！”格兰迪·凯斯叫道，“你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吸鼻子’将来会做什么呀？”胖墩佩斯·费许瓦拉尖叫道，“成为匹诺曹！”其余的人闹哄哄地合唱起来：“我的身上没有牵线！”……这时候“居鲁士大帝”像个天才似的静静坐着，计划着这个国家的首屈一指的核研究机构的未来。
在家里，“铜猴儿”还是烧鞋子，我父亲从他濒于垮台的深渊中恢复过来，又干上了四脚混凝土块的蠢事……“你们从哪里找到人生的目的呢？”我在我房间的窗口问。墙上渔夫的手指指着大海，其实是在误导我。
不准进洗衣箱的有“‘匹诺曹’！‘黄瓜鼻子’！‘鼻涕面孔’！”这些叫声。我躲在藏身之处，也不必去回想卡帕迪亚小姐了。她是布里奇·坎迪幼儿学校的老师，在我第一天上学时，她正在黑板上写字。她转过脸来同我打招呼，一看到我的鼻子，便大吃一惊，结果手上的黑板擦都掉下来，砸破了她的大脚趾指甲，疼得她尖叫起来，这同当年我父亲那件出名的意外异曲同工，不过没有那么严重罢了。我钻在脏手帕和皱巴巴的睡衣里面，可以暂时忘却自己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