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我的十岁生日（第4/6页）

现实可能会有玄妙的内涵，这也并不意味我的话就会失去几分真实性。一千零一个孩子降生了，这就有了一千零一种可能性（以前从来没有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有过这样的事），也就会有一千零一个最终结局。按照你的观点，午夜之子可以用来代表许多事情。可以将他们看成我们这个被神话所支配的国家的古旧事物的最后一次反扑，在现代化的二十世纪经济这个环境中，它的失败完全是件好事。或者，也可以将他们看成自由的真正希望所在，如今这个希望已经永远被扑灭了。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是一个病人胡思乱想所构造出来的离奇故事。不，疾病与此毫不相干。

“好吧，好吧，先生，”博多想要安慰我，“干吗要动气呢？休息一下，休息一会儿，我只想要你歇一歇。”

在我十岁生日之前的那段时光的确充满了幻觉，但这些幻觉并不是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纳里卡尔大夫背信弃义地死去，再加上瓶中精灵——杜松子酒的影响越来越大，我父亲，阿赫穆德·西奈逃避到令人心烦意乱的非现实的梦幻世界里。他缓缓地衰老下去，其中最为糟糕的一点是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这看成是他日益强壮的征象……例如：松尼的母亲，“鸭子”纳西埃有天晚上在我家花园里跟阿米娜说：“阿米娜姐姐，如今你的阿赫穆德到了精力最最旺盛的时刻，你们全家多快活呀！他这人真不错，一心顾家，事业那么发达！”为了让他也能听见，她故意说得很大声。尽管他假装在指导园丁如何照料患病的三角梅，尽管他低眉顺眼，一副谦恭的神情，但这完全骗不过别人的眼睛，因为他臃肿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膨胀起来，走起路来也挺胸凸肚的。连花园水龙头底下那个垂头丧气的圣者普鲁肖塔姆也显得有些尴尬。

我日益衰弱的父亲……近十年来，每天他修面之前在早餐桌上都兴致勃勃的。但是随着他脸上的胡须和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淡，这个一向十分快乐的时刻也出了问题。有一天，他平生第一回在吃早餐时发了脾气。那天政府决定提高征税额度，同时把征税的起点也降低了。我父亲把《印度时报》用力一甩，眼睛通红（我知道只有他脾气上来时才会这样）地朝四处气鼓鼓地看了看。“这就像上马桶一样！”他勃然大怒，指桑骂槐地吼道，震得鸡蛋、烤面包片和茶都抖动起来，“把衬衫往上提，把裤子往下脱！老婆，这个政府是要把我们大家往马桶上赶呢！”我母亲黑黑的面孔涨得通红：“先生，请注意，别在孩子跟前说呀！”但是他已经重重地说出了口，这一来我便完全明白，人们在说这个国家是“往马桶里赶”是什么意思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我父亲一早起来下巴的颜色越来越淡，一去不复返的还不只是早餐桌上的宁静，他渐渐变得同他在纳里卡尔背信弃义之前判若两人了。我们家庭生活的那套规矩受到了破坏，他不再在早餐桌上露面，因此阿米娜没法哄他拿钱出来了。不过，像是弥补这一点似的，他对现钱变得漫不经心起来，在他脱下来的衣服里塞满了卢比票子和硬币，因此她只要去翻翻他的口袋，就足够家里开销了。但是，说明他越来越远地游离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令人伤心的征象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在我们睡觉之前讲故事了，以前在他讲故事时我们并不喜欢听，因为那些故事太缺乏想象力，一听就知道是假的。故事总是老套子，无非是王子、小精灵、在天空飞翔的马儿以及到神话世界去探险等，但是在他那敷衍了事的口气里，我们可以听出他的想象力愈来愈糟，嘎吱嘎吱的像是在呻吟。

我父亲陷入到心不在焉的状态之中。纳里卡尔的死亡和他的四脚混凝土块梦想的破灭，似乎让阿赫穆德·西奈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靠不住的，他决定摆脱所有这种联系。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随后就同目下那位费尔南达或者弗罗丽一起钻到自己楼下的办公室里，锁上房门。为了纪念我和“铜猴儿”出生，他早年在办公室窗外种了两棵冬青，如今这两棵树已经枝繁叶茂，早已遮住大部分的亮光。由于我们都不大敢打扰他，因此我父亲就处在一种离群索居的状态中，这在我们这个人口过分拥挤的国家里，几乎是很有些反常的。他渐渐地连家里煮的饭都不肯吃了，每天只是叫女秘书用午餐盒去买一些廉价的快餐，例如：半冷不热的千层饼和包着没有煮透的蔬菜的五香三角饺，还有成瓶的充气饮料。从他办公室门缝下面飘出一股奇怪的香味来，阿米娜认为那是污浊的空气和蹩脚食品的气味。但是我相信往日的那种气味以更加强烈的形式回到了这里，打从很久之前，他的周围就弥漫着这种失败的气息。

他把刚到孟买时低价购入的许多经济公寓都卖掉了，我家的财产主要就在这个方面。这样他同别人就没有了什么业务上的关系——甚至同库尔拉和沃尔里、马通加和马扎贡和马西姆那边那些不知道姓甚名谁的租户也没了关系——他把他的不动产变成了通货，并且进入到金融投机那种玄妙抽象的事业中。在那段日子里，他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与外界的唯一联系（除了他那些可怜的费尔南达之外）便是电话机。他整天泡在电话上，通过电话购入这种那种的股票和这样那样的债券，投资到政府公债或者熊市股票里去，随意买空或者卖空……每天都在价钱最高时抛出。他的这段好运气只有多年之前我母亲在赌赛马时才能相比。我父亲和他的电话把股票交易所治得服服帖帖，考虑到阿赫穆德·西奈饮酒的习气日益加重，他这方面的成绩就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了。尽管他整天酗酒，但他在起伏不定奥妙无比的股票市场上却大获全胜，对市场上无法预测的情绪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就像一个人对自己心上人的一丁点儿怪念头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样……他能够感觉得出哪种股票会上涨，什么时候会涨到最高点，总是能在下跌之前抛出去。就这样他拥着电话进入这种离群索居的状态有了一个借口，他理财方面的成功掩盖了他日益脱离现实生活这个事实。但是尽管他表面上日益富有，他的身体状况却是每况愈下。

终于，他最后一名身穿印花布裙子的秘书也走掉了，因为她们再也受不了那么稀薄冷漠的气氛，觉得呼吸困难。这样我父亲便找来了玛丽·佩雷拉，哄她上钩说：“玛丽，我们，我跟你，是老朋友了，对吗？”对这话那个可怜的女人回答说：“是啊，先生，我知道，等我老了您是会照应我的。”她答应替他找个人来。第二天，她带来了她妹妹艾丽斯·佩雷拉，她一直在为各种各样的老板打工，对男人的耐心好得几乎没法说。艾丽斯和玛丽在德哥斯塔的事情上早已尽弃前嫌。这位年轻女子常常在下班以后上楼跟我们待在一起，她调皮的谈吐使我们家里显得沉闷的空气有了活力。我很喜欢她，正是从她那里，我们才听说了我父亲最过火的行为，这个行为的受害者是一只虎皮鹦鹉和一条杂种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