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在先锋咖啡馆（第2/6页）

男仆端着酸辣酱到我房间里来了，我赶紧打断了她们的话。“不，”我表示反对，“我有事情要做。”我看到博多和某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我意识到我的疑心完全是有道理的。因为以前我曾经上过当，也是被骗出去野餐！有一次，有人虚情假意地微笑着说好话，提议去阿雷伊米尔克区，把我骗出门钻到一辆汽车里面。我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便被几只手抓住了。接着到了医院的走廊里，医生、护士摁住了我，在我鼻子上套了个罩子，麻醉的气体直往我鼻子里灌，有人在说：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十……我知道她们心里的打算。“听着，”我跟她们说，“我不需要医生。”

博多说：“医生？谁说医生啦？……”可是她骗不了谁。我淡淡一笑，说道：“喂，大家都来，吃点儿酸辣酱，我有要紧事情告诉你们。”

就在酸辣酱（跟一九五七年我的保姆玛丽·佩雷拉精心制作的一模一样，提起那段日子，总会想到这种跟蚱蜢一样碧绿的酸辣酱）将她们带到我的过去时，就在酸辣酱使她们情绪好转、渐渐听得进别人的话时，我对她们说了起来，我声音虽然不大，却很有说服力，借助于酸辣酱和我的口才，我使那些居心险恶的草药郎中没法把我弄到手。我说：“我的儿子将来会理解的，我是为了他讲我过去的事，就像是为了所有在世的人一样。这样在将来，等到我在同裂缝进行的斗争中垮下来之后，他就会明白。道德、评价、性格……这一切都是以记忆为基础的……我是在留下副本呢。”

绿色的酸辣酱涂在油炸香辣卷上，从某人的咽喉咽了下去，蚱蜢那样碧绿地涂在温温的薄煎饼上，在博多嘴唇后面不见了。我看到她们软了下来，便继续说下去。“我告诉你们真相，”我又说道，“是记忆的真相，因为记忆具有其特别的性质。它会进行选择、消除、改变、夸大、缩小、美化，也会进行丑化。但最后它创造出它自己的真实来，它对各种事件的记述形形色色，但前后一致。无论哪个精神正常的人都相信，自己说的话会比别人的更靠得住。”

是的，我说了“精神正常”这句话。我知道她们这时一定在想着：“许多孩子都在想象中为自己造出一些朋友来，可是哪里会有一千零一个！一定是精神上出了毛病！”午夜之子这件事甚至使博多也怀疑起我的话来。不过我把她劝说过来了，如今再也不会提出去的事了。

我是怎样说服她们的呢？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说到我的儿子需要知道我的事情；二是解释一下记忆的原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有些简单天真，却是一片真诚，有些呢就跟狐狸那么滑头。“你们以为，”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脑瓜是不是出了毛病，是吗？就连穆罕默德一开始也以为自己发了疯，但先知有赫蒂彻和阿布·伯克尔，他们使他相信神的感召是确有其事，没有人把他送到疯人院医生手里去。”这会儿，绿色的酸辣酱使得多年前的往事涌入到她们心中，我看到她们脸上现出内疚和羞愧的神气。“什么是真？”我越发滔滔不绝起来，“什么是精神正常？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了吗？博多，印度教徒不是认为世界就是一场梦吗？梵天梦见了并且正在梦见宇宙。我们只是透过梦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切，这个梦网就是空幻境界。‘幻’，”我采用了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口气，“可以定义为一切皆空，就像骗术、诡计和圈套一样。特异景象、幻影、海市蜃楼、戏法等这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幻’的一部分。要是我说某些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你们却深陷在梵天的梦中，觉得难以置信，那么我们当中究竟谁对谁错呢？再吃点儿酸辣酱吧，”我大度地说，自己也吃了一大口，“味道很不错。”

博多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说我不信呀，”她哭着说，“当然，每个人谈自己的故事都会觉得真有其事，但是……”

“但是，”我打断了她的话，进行最后总结，“你也想要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不是吗？有关那些跳着舞却没有碰到人的手，还有膝盖，对吗？还有后来萨巴尔马提司令的奇怪的指挥棒，自然还有那个寡妇，对吗？还有那些孩子——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对吗？”

博多点点头。医生和疯人院的话到此为止，我又可以静下心来写作了。（除了博多伏在我脚下外，没有别人。）酸辣酱和口才、神学和好奇心，是这几样东西救了我。还有一样——把它称为教育，或者阶级出身吧，玛丽·佩雷拉会把它称为我的“教养”。我的这番话显出了自己的博学，我的发音又是这么纯正，这一来就把她们镇住了，她们觉得自己不配来对我说三道四。这自然不够光明正大，但是当救护车就等在门外拐角处时，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救护车的确在那里，我嗅到气味了。）不过——我还是有个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是很危险的。

博多，要是你对我是否靠得住有点儿不放心，嗯，有点儿不放心并不是坏事。自以为是的男人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女人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我已经十岁了，正在动脑筋如何藏到我母亲汽车的后备厢里。

就在那一个月，圣者普鲁肖塔姆（我从来没有将我的内心生活告诉过他）最后对自己静止不动的生活失去了热情，犯上了要命的呃逆毛病。整整一年他不住地打嗝儿，一打嗝他的身体就从地面上跳起几英寸，使得他那给水冲秃了的脑袋撞到花园里的水龙头上，裂开个吓人的大口子，最后要了他的性命。一天晚上，就在鸡尾酒时间，他侧着身子倒在地上，两条腿仍然盘着，一副打坐的姿势，这一来我母亲的鸡眼再也没有治愈的希望了。那段时候，我晚上常常站在白金汉别墅的花园里，望着苏联人造卫星从天空飞过，就同小莱伊卡——那第一只并且至今仍然是唯一一只进入太空的小狗那样既满心得意，又觉得十分孤独（不久之后染上梅毒的西姆基·冯·德·海顿男爵夫人坐在我身边，这只阿尔萨斯小母狗好奇地望着二号人造卫星在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时候犬科动物对太空间的竞赛倒是挺感兴趣的）。在那段时候，伊维·伯恩斯和她手下那帮子人强占了我的钟塔，而洗衣箱早就不让我进去，何况我现在人长大了，也没法在里面藏身。因此，为了保密和健康的缘故，我只能利用我们隐秘的安静时刻去访问午夜之子——我同他们每天午夜进行联系，只有在午夜，午夜这个时刻在某种意义上处于通常意义上的时间之外，似乎是专为奇迹发生而准备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要说到正题了——我决心要亲眼看到，我在母亲心灵的前部所瞥见的那一可怕的现象确有其事。自从我躲在洗衣箱里听见两个丢脸的音节之后，我就一直在怀疑我母亲的秘密，而我闯入她的思维之中证实了我的猜想。因此，我眼睛闪闪发亮，怀着钢铁般的决心，一天下午放学后到松尼·易卜拉欣那里去找他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