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第5/6页）
危机一旦发生（就像那次中印边境战争），这整个体制和结构的象征本质，就会立刻暴露出来。大官们纷纷发表演说，报纸充斥着政客们的谈话。公众人物摆出的姿态受到广泛的宣扬：印度政府卫生部部长（一位女士）公开捐血，另一位贵妇捐献珠宝首饰。娱乐休闲活动暂时中断。接下来该怎么做呢？没人知道。也许应该制定一项“国土保卫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吧？大伙儿都管它叫“躲啦”（Dora），这给这个正确的标签增添了些许亲切、熟悉的色彩。一连几天，全印度老百姓都在谈论“躲啦”，仿佛把它当作一个有魔力的字眼。一九三九年，英国政府宣布在印度实施“躲啦”法案，③而今印度政府也如法炮制。英国人挖掘战壕，而今印度人也在德里挖掘战壕，但只把它当作象征性的动作，这边挖一条，那儿挖两条，在公园挖，在树下挖，把整个德里市弄得乱七八糟。这些战壕可没白挖：它呼应印度人对露天厕所的永远难以满足的需求。不用说，供应军队（军队装备极为简陋，只具象征意义）的补给品，通过某种渠道流入加尔各答市场，被公开贩卖。
建立在象征行动上的、东方式的“尊严”和“功能”观念，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所倡导的那种危险的腐朽的务实主义。象征性的服装、象征性的食物、象征性的膜拜——印度人成天与各种各样的象征打交道，无所事事，懒懒散散。“懒散”产生自公开宣示的“功能”，而“功能”脱胎自“种姓”。贱民制度并不是种姓制度的最有成效的产物，这只是讲求人性尊严的西方人的看法。然而，在这个制度的核心，我们却看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堕落和沉沦，却看到（如同甘地在一九○一年所看到的）一群衣冠楚楚的政客排排蹲，解开裤裆，旁若无人地在公共建筑物的走廊上大解。
“贱民制度一旦清除，种姓制度就会得到净化。”乍听之下，这句话仿佛是甘地式或印度式的矛盾思想，甚至可以被解释为对种姓制度正当性的承认。但事实上，它是一种革命性的评估和看法。土地改革并不能说服婆罗门阶级把自己的手放在犁上去亲自耕田，不能使他们想相信自己不会因此丧失尊严。把奖状颁给见义勇为的儿童，并不能消解他们心中的疑惧：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把政府职位保留给贱民，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样做，不啻是将重大的职责交由不合格的人承担，出身贱民阶级的公务员，很难安于其位，因为一般民众对他们早已存有成见。需要改革的是制度本身，应该摧毁的是种姓阶级心态。所以，甘地不怕别人嫌他唠叨，一再提到印度人到处丢弃的垃圾和粪便，一再提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尊严，一再提到服务精神和勤劳工作的重要性。从西方的观点来看，甘地的观念不免显得过于狭窄琐碎，甚至有点怪诞，但事实上，他是通过一个在西方殖民地长大的印度人的眼光，把西方的一些简单理念应用于他的祖国。
印度毁了甘地。他变成了“圣雄”④。印度人敬仰他的人格。至于他一生所传达的讯息则无关紧要。他的出现激发了印度传统文化中“无形的、弥漫一切的精神情操”。他的形象唤醒了印度人的一项传统美德：在德行高洁的人面前应该自谦自贬，而这种自贬，《爱经》肯定会赞同，因为它确保人们来生会飞黄腾达，因为它不鼓励人们从事任何漫长、艰苦的体力活动，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某种快乐。象征性的行动是一种诅咒，给印度带来无穷的祸害。然而，身为印度人，甘地不得不跟象征打交道。于是乎，清扫厕所变成了偶尔举行的一种神圣仪式，因为它受过“圣雄”那伟大的灵魂的赞许，但厕所清洁工人还是跟以往一样被人轻视、践踏。甘地亲手操作的纺车，并不能提升印度劳工的尊严，它被吸纳进庞大的印度象征体系中，很快就丧失它的意义。甘地一直是个矛盾的悲剧性人物。印度民族主义脱胎自印度教复兴运动，而甘地曾大力支持的这种宗教信仰复兴却使他的改革遭受挫败。在政治上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广受印度民众爱戴和敬仰；在改革上他是失败的，而这同样因为他太受尊敬。他的挫败，全都记录在他的著作中——直到今天，甘地依旧是外国人游览印度的最佳向导。这种情况就像南丁格尔在英国变成了圣徒，她的雕像矗立在英国各个角落，她的名字挂在每个英国人嘴边，但她当初所描述的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改善。
甘地失败得更惨。他被封为圣人，这使得他变得更温和、更安静，这使得他看起来有点愚蠢，这使得他丧失了他惯常的优雅风度。
“请问，这是开往德里的火车吗？”在莫拉达巴德市车站，我匆匆跳上火车，钻进车厢中的一个隔间，用英语询问里面坐着的一群农民。
“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国家吗？你想问路，就得讲印地语。这儿只准讲印地语。”
这个人显然是这群农民的首领。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向我宣扬印度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在别的时候别的地点，他或许会对我很客气，甚至恭顺。但这会儿他的身份却是一位身穿黄袍、身材肥胖、脸色红润的贵人（印度的贵人都长成这副模样，少有例外），在他面前，这群农民中的妇女和小孩都得保持毕恭毕敬的态度。
甘地和印度民众的关系也是这样。他是印度精神文明的最新象征。他加固了民众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在印度，甘地只留下这些遗产：他的名字、老百姓对他的画像和雕像的膜拜、探讨非暴力主义的各种研讨会和讲习班（印度人似乎以为，非暴力主义是甘地生前教导他们的唯一东西）、具有崇高道德和象征意义的禁酒运动（即使在中印战争时，有关方面也不忘鼓吹禁酒）、政治人物的行头和装扮。
瞧瞧这位衣着简朴、装扮得体的乡下政客。他出现在地方上的一个政治集会，大谈圣雄甘地的精神和祖国的前途。
“为了当选，这个家伙谋杀了十七个人。”印度政府一位行政官员告诉我。
这一点都不矛盾。圣雄甘地已经被吸纳进印度那混沌的精神世界和腐朽的务实主义中。革命志士变成了神，他生前传达的讯息从此消失无踪。甘地未能把他那直接坦诚的眼光和理想传留给印度。诡异的是，待在印度一整年，我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告诉我甘地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的民众，他们可都是甘地的崇拜者。这个问题并不怎么适合向印度人提出，因为一般来说，印度人欠缺描述事物的才能，但我得到的回答却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有些人说，甘地身材瘦小；马德拉斯城一位仁兄却告诉我，甘地身材魁梧，高达六英尺。在一些民众印象中，甘地皮肤黝黑，但另一些民众却记得他的皮肤非常白皙。人人都记得甘地，很多人甚至拥有他的个人照片。但这些照片并不管用，因为大家实在太熟悉甘地的形象了。每当一个传说与神话形成时，情况就会变得如此。你不能在神话和传说中增添或减少任何东西。形象已经固定简化，不可改变，就算你亲眼看见过这个人，也不能改变这种形象。甘地生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几乎全都被记录、保存下来。有关甘地的书目简直可说汗牛充栋。然而，在印度，甘地早已经退隐到历史中。感觉上，他仿佛活在一个古老的时代。那时，人们出外旅行得依靠双脚，文件得抄写在树叶或黄铜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