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第2/12页）

统治印度的那个英国，和我们在特立尼达岛上接触到的英国截然不同。它是强加在印度人民头上的东西，跟印度传统格不入。规模宏伟、具有十八世纪英国建筑风味的灰色圣乔治堡，不管你怎么看，都跟印度南部大城马德拉斯的景观连接不起来。在加尔各答，一栋门面宽广、廊柱林立的豪宅，坐落在通往杜姆杜姆机场的一条繁忙、拥挤的道路上，据说是克莱夫将军①生前居住过的房子。它出现在这座东方大都市，显得非常突兀。就因为它显得格格不入，它的年代（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比西印度群岛的大英帝国历史短得多）让人们感到格外惊讶：这些规模宏伟的十八世纪西方建筑物出现在印度，照理说，应该显得很浅薄，缺乏深厚的根基，但现在我们却发觉，它们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充满外国废墟和遗迹的国家，变成它的一部分。这就是“印度的英国”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面貌：它属于印度的历史，它已经死亡。

跟这个英国不同的是身为印度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直到今天，这个英国依然活着。它存活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它存活在印度的行政区域：英国人将印度的城镇划分为“军区”、“民区”和市场。它存活在军官俱乐部和餐厅：军官们穿英国式制服，蓄英国式八字胡，手持英国式短杖，说英国式英语，使用擦拭得亮晶晶的银器进餐。它存活在地政事务所和档案局：那儿保存的字迹整齐但早已经泛黄的土地调查资料，加起来，就等于是一整个大陆的地籍簿。这些档案，是英国测量官骑着马，带着成群仆从，忍受风吹日晒，花了无数时日走遍印度各个角落所取得的成果。（一位年轻的印度行政官告诉我：“这种工作，把他们弄得身心俱疲。出差一趟回来，就没法子再做别的事情了。”）这个英国存活在俱乐部、礼拜天早晨的宾果游戏、黄色封面的英国《每日镜报》海外版——印度中产阶级妇女那十指纤纤、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的手，总是握着这么一份报纸。这个英国也存活在城市餐厅的舞池中。这样的一个英国，比我这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当初所想象的，要鲜活得多。它更气派，更具创造力，但也更加粗俗。

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个英国并不真实。它出现在吉卜林和其他英国作家的作品中，感觉并不真实。如今它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感觉还是一样不真实。难道是因为它是英格兰和印度的混合？难道是因为我的偏见——我那出身特立尼达殖民地、说英语、深受美国影响的偏见，使我无法接受这种欠缺互动和竞争，任由一个文化凌驾在另一个文化之上的关系？我觉得，对印度来说，这样的结合不但是一种亵渎和侵犯，而且荒谬可笑，因为它制造了一些非常滑稽、诡异的效果，譬如，服装的混合穿搭与对一种外来语言大量的、一知半解的使用。还有一个现象让我感到不安，而反映这种现象的，正是英国殖民政府遗留下的建筑物：贮藏历代测量官耗尽心血搜罗来的各种地籍数据的档案局、俱乐部、戏院、警署、火车站头等车厢候车室。我总觉得，这些建筑物地基太过宽敞，天花板太高，廊柱、拱门和山形墙装饰太过华丽。在我看来，这些建筑物既不是英国式，也不是印度式，不伦不类，摆在印度这个贫穷残破的国家，显得过于虚浮。它们反映的是“积极”的观念，而不是真正的积极进取的行为。它们自外于印度，跟周遭的景观格格不入——事实上，比起殖民地初期的英国式建筑（乍看之下，简直就像是原封不动从英国直接搬到印度来的），它们的异国风味更加浓烈。最能反映这种阴沉拘谨建筑风格的是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寇松勋爵②赠送给泰姬陵的“礼品”。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建筑风格肯定会招来嘲讽和讪笑，但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有信心：身为统治者，他们禁得起任何人的嘲讽。置身在这些建筑物中，你会感到莫名的尴尬。直到今天，它们还试图主宰周遭的人群，不论是在屋内的还是在屋外的。

这些现象和事件全都记录在吉卜林的作品里，除了英国人撤出印度、放弃庞大遗产的那段历史。你若想认识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不必亲自到印度走一趟。没有一位英国作家对印度的描写，比吉卜林更坦诚，更精确；没有一位英国小说家比他更能揭露他本人和他那个社会的真面目。在作品中，他把“盎格鲁－印度”遗留给我们。我们只需阅读他的小说，就能够找到当年活跃在印度殖民地的各种典型人物。我们发觉，这些人时时刻刻意识到他们的身份、角色、权力和独特性，然而，对于他们的处境，他们却又不敢公开表示欣喜和得意，因为他们全都是肩负重责大任的殖民地父母官。这些责任可都是真的，但表现在吉卜林的作品中，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却是：这帮人全都在演戏，他们全都是演员，他们知道观众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卖力演出，没有人愿意搞砸这出戏。典型的吉卜林式殖民地行政官员，身边永远跟随着一大群鞠躬哈腰、胁肩谄笑的仆从。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度中，但一辈子都在流亡，饱受骚扰、迫害和误解——误解他们的人，往往是他们的上司和他们试图提拔的本地人。身为他们的代言人，吉卜林有时会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大声疾呼，从而产生出一种假惺惺的、咄咄逼人的、自怜自艾的效果，简直就像一出“戏中戏”。

待在英国老家的那帮人，身份和地位跟我们相等，但却能享受美好的英国城镇生活：繁华热闹的大街、满城璀璨的灯火、一张张笑脸迎人的面孔、成千上万的乡亲、满街游逛的漂亮英国女人……被放逐到印度的我们，却被剥夺了遗产。待在英国老家的人，正在享受这一切。他们并不知道这份遗产究竟有多丰美。

自赞自夸之余，却也不忘装腔作势地抱怨几句：这是俱乐部作家（接受俱乐部的价值观，透过俱乐部会员的眼光观看这些人物的作家）特有的一种阴柔而幽怨的笔调。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小说《针毡》（Tenterhooks）中，英国小说家艾达·莱弗森（Ada Leverson）精确地描述了这种笔调：

我总觉得，他（吉卜林）没经过别人介绍，就直接用我的教名称呼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想跟我交换帽子呢……他和他的读者总是那么亲近，熟稔得就像老朋友似的。

可是，难道你不觉得，他总是跟他笔下的人物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吗？

我说吉卜林是一位俱乐部作家，当然是在使用一个具有特别含意的词。“俱乐部”是“盎格鲁－印度”的一个象征。在《自述》中，吉卜林告诉我们，在拉合尔，每天傍晚他都会到俱乐部用餐；在那儿，他常遇到刚拜读过他前一天写的作品的读者。吉卜林很珍惜这种机缘。俱乐部会员的赞许和认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是为这些人写作，而在他的小说中，情节总是跟俱乐部有关。他那独特的坦诚和他身为一位诗人般的“盎格鲁－印度”编年史家的价值，就展现在这些作品中。然而，这也正是他特有的弱点，因为他只使用俱乐部的价值观，描写俱乐部发生的事，这样做只会让他自己和俱乐部的真面目，暴露在读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