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寄身喧嚣（第2/17页）

孩子们被分为房子的住户和寄宿者，在此基础上再按照不同的家庭来区分。冲撞时有发生。寄宿的孩子们时常把在矮山的争执带到西班牙港来。傍晚，在嗡嗡的人声之外，还有鞭打的声音（柏丝黛有鞭打寄宿者的权力），还有柏丝黛的叫嚷：“看书！学习！学习！看书！”

每天早晨，毕司沃斯先生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上干净的衬衫，认真打好领带，离开这个地狱一般的房子，骑车去宽敞、明亮、通风的《特立尼达卫报》报社上班。

现在他对莎玛说：“地洞！你们家让我住在地洞里。这个地洞！”他的话有不快的联想。因为每当他提及他在乡间的房子和他岳母的地产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具体地址，就像一个动物小心保护自己的洞穴一样。而他的洞并不是避风港。他的消化不良又开始了，而且很严重，他发现自己的孩子也在忍受紧张的折磨。赛薇起了皮疹，阿南德突然得了哮喘，一连在床上躺了三天，呼吸困难，被根本无效的药棉折磨得死去活来。

寄宿者们不断涌入。热衷教育的疯狂感染了图尔斯太太在阿佤克斯的朋友和扈从们。他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到西班牙港上学，图尔斯太太迫于情面不得不接纳。柏丝黛管他们的住宿。鞭打和吵闹越来越激烈。“看书！学习！”叫喊增多了。每天早晨，就在熙熙攘攘的孩子们从高墙之间的窄门鱼贯而出之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也衣履光鲜地出门，骑车去《特立尼达卫报》报社。

尽管职责繁重，尽管他从来没有停止对解雇的担忧，这种担忧在矮山时就骚扰着他，报社现在成了他每天早晨逃离的避风港；就像伯耐特先生的新闻编辑一样，他害怕离开报社。只有在中午，当孩子们在学校，W.C.塔特尔和格温德在上班时，他才觉得可以忍受这座房子。中午他休息很长时间，然后下午在报社待到很晚。

莎玛又开始拿出她的记账簿，再次说他的薪水无法维持家用。自我厌恶又招致怒火、吵嚷和眼泪，给原本就喧嚣的夜晚增加了几分吵闹，让人几近精神崩溃。白天，他和一个《特立尼达卫报》的摄影师开着《特立尼达卫报》的汽车到平原采访印度农民，给他的特写《今年的稻子收成前景》寻找素材。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不知道他会写出怎样的特写，对他像对待大人物那样毕恭毕敬。这些人和他的哥哥们一样，在农田里耕作、积累，买了自己的土地，盖起了大宅；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当医生和牙医。这个岛上处处财源。就像西装革履的格温德，开出租车招徕美国人的生意；还有W.C.塔特尔的家私，他把他的卡车租给美国人；新汽车；新建筑。毕司沃斯先生发现自己被隔绝在这些财富之外，不名一文，尽管他懂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还有塞缪尔·斯迈尔斯。

就是这时候，他开始对他的孩子们说起他的童年。他告诉他们他住的小屋，那些夜晚挖掘他们的花园的男人；他告诉他们在那块土地后来发现了石油。他告诉他们假如他的父亲没有死，假如他像他的哥哥们那样留在地里劳作，假如他没有到波各迪斯，假如他没有去画广告牌，没有到哈奴曼大宅，也没有结婚！假如不是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将会得到怎样一笔财富。

他怪罪他的父亲，他怪罪他的母亲，他怪罪图尔斯家族，他也怪罪莎玛。他的脑袋被接连的怪罪占据；但是，他更多的是怪罪《特立尼达卫报》，他蛮不讲理地暗示莎玛，就像她是报社理事会的成员，他要另找一份工作，而且最糟糕也不过是给美国人当劳工。

“劳工！”莎玛说，“就你那像吊床一样松松垮垮的肌肉，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莎玛的话不是让他恼羞成怒，就是让他想要恶作剧。于是他像平时思考未来时那样，穿着背心和短裤躺在床上，他抬起一条腿，用一根手指戳着松弛的小腿，或者摇晃着小腿，就像他们新婚不久、还住在哈奴曼大宅的长屋里时他常做的。就是这些时候（因为孩子们也参与了这一关于金钱的讨论），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就他正直的谋生手段说教，告诉他的孩子们，他只能留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家教。

有一次在这样的家庭会议上，阿南德说学校里的男孩们开始攀比自己父亲的职业。这个新的游戏已经蔓延到攻读奖学金的班里。对此最津津乐道的挑战者是那些家境并不理想、对自身阶层缺乏信心的男孩，但是他们颐指气使，丝毫不显得懊恼或缺乏安全感。阿南德在一张美国报纸上看到说“新闻工作者”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字眼，因此就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记者，这个职业虽然并不堂皇，倒也还体面。格温德的儿子维迪亚德哈说他的父亲给美国人工作，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说法。阿南德说：“为什么维迪亚德哈不说他的爸爸是出租车司机呢？”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笑。格温德有六套西装，格温德赚了不少钱。维迪亚德哈将要被送到国外去谋取正当的职业。但是阿南德的明天是什么呢？在海关谋一个职位，在行政部门做个职员：既不体面，也不堂皇，还要看人脸色。

阿南德觉得自己的玩笑开错了。几天以后，学校里流行新的盘问：男孩子们怎样称呼他们的父母？阿南德为了贬低自己，撒谎说：“爹和娘。”他受到同学们的嘲笑，而才到学校不久的维迪亚德哈却十分精明，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妈咪和爹地。”因为这些称自己父母为“爸爸和妈妈”的男孩都来自暴富的家庭，野心勃勃、奋力进取，同时又对自己的一切半信半疑，这些男孩开始把他们的英语作文当真了：他们的爹地在办公室上班，周末时，爹地和妈咪开车带他们去海滨，车上还有装满食物的大篮子。

尽管毕司沃斯先生常常说要换工作，但是他知道他永远无法离开《特立尼达卫报》去给美国人打工，做劳工、职员或者出租车司机。他不是当出租车司机的材料，也没有劳工坚实的肌肉；他其实相当害怕失去这份工作：美国人不会一直待在这个岛上。但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抗议，他给自己所有的孩子都报名参加了自己工作的竞争对手《卫报》的童子联盟。此后，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每个生日都会收到来自童子联盟的祝福。而让他尤为得意的是，W.C.塔特尔也效仿他，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了童子联盟。

《特立尼达卫报》的报应来了。逐渐缩小的发行量终于使得主管们明白他们政策的失误；他们开始承认读者们可能更喜欢看评论，而不是看新闻，而新闻即使实事求是也不一定就是好新闻。《卫报》不但抢走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读者，还吸引了原先不看报纸的客户。《特立尼达卫报》推出了救贫基金，基金的名字表明，这一基金并不与那些将失业的人看作是不可用之人的领导人发生矛盾。这一基金实际上是为了回应《卫报》的帮需基金，但是帮需基金只是圣诞节时的噱头，而救贫基金则是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