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拾零（第3/6页）

圣周又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不是在南方就是在巴黎过圣周。有一次是在黑山城堡过的。我父亲带我去附近的布吕赫，到教堂里看塑像与绘画。还有一次是在布鲁塞尔。我相信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看我的残疾姨妈。此行使我难以忘怀，因为我又一次见到了让娜。后来我还见过她一次。那里有七座教堂，我的几个保姆照例都挨个儿转悠了一遍。如果那里只有一座教堂，她们往往也像在圣让-卡佩尔一样从同一个门七进七出。复活节的路上布置着各种各样的景观：用南方棕榈编织的棕榈辫，北方的圣枝，身披黑纱的漂亮塑像和紫色裹尸布。圣周的星期四，教堂里光线昏暗，还不时地发出喀吧喀吧的响声，我难以相信那是挪动椅子互相碰撞的声音。然而没有钟声。钟曾经被运往罗马，回归故里的时候，还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泡在水里以恢复其本来的美貌，现在还在运送途中。但与佛兰德的耶稣像相比就黯然失色了。那里所有教堂里的耶稣像都是躺着的，身体僵直，裸着大半个身子，皮肤苍白，死去的时候悲惨孤独。这是中世纪一位雕塑家完成的无与伦比的雕塑作品。也许是圣絮尔皮斯广场的彩色装饰品。但这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完全相信，正是在这当中的一座塑像面前，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情欲、恻隐之心和神圣意识三者之间得到了绝妙的统一，尽管我当时还弄不明白什么是情欲。十五年以后，在那不勒斯的圣周期间，安娜在圣安娜-隆巴尔教堂含泪吻着死去的基督，圣周星期四至星期五的狂热的爱情之夜，都使这个还不懂得什么是死什么是爱的孩子萌生了情感。

黑山城堡的大花园里有一个山洞。十九世纪的城堡主人受到卢尔德山洞的启发，喜欢在自家挖山洞，这有点儿像他们的祖先模仿皮拉内西修建了一些废墟。我们的山洞有一道铁栅门，但总是大开着。山洞是用卵石和水泥修砌，再用镘刀抹平。卵石是从佛兰德山的古代海底采来的。地面、墙壁和洞顶也都是卵石的，因此，天气潮湿的时候就往外渗出微红色的水珠。水中肯定含有铁的成分。我在英格兰北部看见古罗马士兵在岩壁上挖的小神龛就往外渗出这样的水珠。当地的一位考古者刚刚挖开，由于没找到什么宝贵的东西，马上又填平了。古罗马军团士兵是来祈祷岩石之神的。我们的山洞里只有一个祭坛，也是用同样的材料砌的。祭坛上最多（一年一度的弥撒除外）摆上两个在集市上购买的小花瓶，里面插着干花。祭坛下面是一个长方形小空洞，耶稣像用完后从十字架上摘下来就放在小洞里，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照着这个规矩做。我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每个星期天将去教堂要一只耶稣像放在里面。大家耻笑我，说你不如请缨出使中国。但我对出使中国不感兴趣。

第三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到处混杂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前朝遗迹。人们不讨厌本堂神甫，他像乡村邮差一样受到尊重和信任。村子里的女人在路上看见他，便抬起罩在裙子下的脚，偷偷地往地上啐口唾沫，以免受到这个“仁慈上帝的赠与者”的影响，但她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影响。本堂神甫有点儿像太监，“因为他不近女人身”，又有点儿像阴阳人，“因为他的穿着像女人”。秋天的夜间，看见挂在一棵树上的死人脑袋似的甜菜疙瘩和插在被挖空的眼眶里的闪闪发光的蜡烛，我感到很害怕。而对巴尔贝来说，一支蜡烛突然熄灭，就预示着一个人的寿终。人们对敌基督谈论颇多，尤其在基督教团体内部，更是无时无刻地不在议论纷纷。而这个小圈子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担心世界末日的到来。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有许多理由对此进行深思。巴尔贝认为，在世界末日的那个早晨，将有四个天使在地球的四个角落同时吹起号角，告知人们。我相信地球是圆的，因此对她所说的地球的四个角有点儿感到惊奇。为了使我信服，她还找来一个木球，插上四个小木块作为天使。至于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来，她也知道，即所有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一天。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前，《贝尔福宣言》、沙皇对犹太人的屠杀、焚尸炉以及犹太人大逃难等一些概念，村民们是从听讲“犹太历史”知道的，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再不就是用更加粗鲁的语言学着德律蒙的语气大骂一番。事实上，直到现在，离所有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之日还很遥远。然而，作为国家，以色列已经存在了，具有国家一词所有官方与不屈的内涵。当然，对我来说，犹太人只是一些《旧约》书中的人物，而且我也不知道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

在一九一四年爆发战争之前，村民们的爱国主义象征就是七月十四日呼喊三音节口号。米歇尔很看重人民的节日，但他喜欢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在这样的国庆游行中，人们抬着被砍掉的脑袋，口里还塞满干草。一八七〇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在北部省的这个区，人们根本不知道兰波在十四行诗中描写的鲜血淋淋地躺在草地上的“山谷长眠人”是什么样子。阿尔萨斯-洛林离这里也很遥远。由于当时还没有德国鬼子，所以，所有滑稽可笑甚至令人憎恶的沙文主义团体收罗的都是比利时人。由于发音不同，他们称呼比利时人用Belches这个词，而不用Belges。小个子比利时人（大多数人都是大高个子）反而嘲笑法国人，称他们为法兰基庸人。我是法国血统，至于我母亲是哪个国家的人，这都不影响我的国籍。直到现在我很少谈到我母亲。她是比利时人。她不懂佛兰芒语，法语却讲得很好，所以得到了米歇尔的称赞。她喜欢德语，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卷入这场纷争。在比利时抽签的那些日子里，法国人跨过了国界。两国国界有的地段就从黑山城堡附近经过，因此可以看见比利时的村庄欢腾的情景。抽到好签的男子汉高声喝彩，互相挎着胳膊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行走着，后面跟着那些倒霉鬼，他们以酒自慰。运气好的小伙子们怪声怪调地唱着老掉牙的歌曲，第一句歌词用的是没有人能懂的古代语言，第二句用佛兰芒语，句法优美：

雇佣兵！雇佣兵！雇佣兵！

不是波波尔要我们去当兵！

其实，这些小伙子要去效力的不是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尽管国王在刚果的事业很受国际银行推崇。但是，从现在起两三年之内，不知道要有多少士卒将葬于伊泽尔河的泥土之中。国王希望和平，但抵挡不住压力，因为高级将领们不要和平。在我谈到的那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还不是“我们的英雄的比利时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