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2/3页）

卢瑟福呷了一口酒，“当然，我这位美国朋友也承认这与长寿并没有多少关系，只是证明了喇嘛在修炼时爱搞些奇特的花招……讲了这么多，或许你也会同意，这些迹象还远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说这确实还远远不够，然后问他那个美国人对“卡拉卡尔”和“香格里拉”这两个名称有什么想法没有。

“毫无想法——两个我都问过，我甚至就这个问题一再纠缠他。这美国人说他对寺庙僧院之类从来不感兴趣，还曾对一个在西藏碰到的家伙说，那些寺庙，只要能避开他就尽量避开。纯属偶然，我突发奇想地问他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回答说大概在战前，1911年。我要他说细节，于是他把他能记起来的都告诉了我，他那时好像带着一些助手和脚夫为美国地理学会进行考察旅行——那确实是一次历时较长的探险。在接近昆仑山的一个地方碰见过一个中国人，坐在众人抬着的一顶轿子上，而且居然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并极力推荐他们去附近的一个喇嘛寺区，并且愿意当他的向导。但那个美国人以没时间也没兴趣为由推辞了。就是这样。”卢瑟福停了一下，解释说：“我不是说这能说明什么问题。一个人竭力回忆20年前的一桩琐事，你不可能过分联想引申，但这到底还是有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没错，不过假如一个装备精良的探险队接受了邀请的话，我想象不出他们会怎样被迫地滞留在那个喇嘛寺中。”

“没错。不过，也许那根本不是香格里拉。”

我们苦苦思索，可仍觉得模模糊糊，争执现在是没有用的。我接着问他在巴斯库尔有何收获。卢瑟福说和在白沙瓦一样，一无所获。虽然那里的人承认确实有过一件劫持飞机的事件，但没有人能说什么，他们甚至不想提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

“后来也再没有那架飞机的消息了吗？”

“半点消息都没有，连同那四名乘客。连个谣传都没有。不过，我查证到，那飞机确实能飞越那些高山，我还调查过巴纳德，看他是不是像康维说的，是个真名叫布赖恩特的诈骗犯。可惜无从查找，他的过去非常神秘，如果真是，我也一点不会奇怪。更何况，在一片将他捉拿归案的叫嚣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也确实不可思议。”

“你有没有了解到那个劫机犯的什么情况呢？”

“我了解过，也是毫无结果。至于那个被打昏的飞行员，他最后死了，这条原本有戏的线索也就断了。对了，我还写信给我一个在美国办航校的朋友打听是否收过一个西藏人当学员。令人失望的是，他很快给我回信，说他有50来个中国学员，但他根本分不清藏人和汉人。而且那50个中国学员，都是为抗击日本人的侵略而在那里培训的，那儿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幸运的是，我在伦敦无意中找到了另一条很离奇的线索，发现大约在1887年有个叫迈斯特的德国教授去了西藏，一去未归。有传闻说他在水过河时淹死了。”

“老天，康维提到过这个名字？！”

“是的，不过可能是同名，所以不能完全证实整个故事。更何况，那个德国人生于1845年，所以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可是，这事儿也很奇怪。”我说。

“是啊，没错，是很奇怪。”

“你还调查过其他的人吗？”

“至于其他人嘛，很可惜我没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卢瑟福歇了一下说：“像肖邦的那个学生布里亚克，我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记录。康维也只简单提到这么几个人的名字，你好好想想看，50多个喇嘛之中他只说出一两个。佩劳尔特、亨舍尔，全都不可能打听他们的真伪虚实了。”

我这时忍不住问：“那马林森呢？你了解到他后来怎么样了没？还有那姑娘，那个满族姑娘呢？”

“亲爱的伙计，这，我当然要打听了。遗憾的是，你可能在书稿中也看到了，康维的故事到他们跟那些送货脚夫们离开山谷那一刻就结束了，那之后，他不能，也不想告诉我后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要是当时时间再多一点，或许他会一并讲给我的。我们只好推测马林森的结局不妙。何况，旅程的一路艰险也是骇人听闻的，不是途中遭土匪袭击，就是护送他们的那些人可能失信了。或者，也许根本就无法再确切地弄清最后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还是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马林森根本没有去到中国内地。你知道，我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做了各种各样的寻访调查，我查阅了尽可能多的资料，还寄了很多委托信到西藏和内地所有可望得到回复的地方，比如上海啊，北京啊，然而毫无音讯。当然那也说不上有什么用，因为毫无疑问，那些喇嘛很清楚，他们运入物品的渠道必须绝对保密。后来。我试着去了一趟稻城府。那可真是个古怪的地方，仿佛世界上最偏远的一个集镇，到达那里真的是太难了。来自云南的贩夫在那里把他们的茶叶在这里转手交给藏族人。你可以从我即将出版的另一本新书上读到这方面的情况。欧洲人很少来到如此遥远的地界。可我发现，那里的人都十分儒雅，但这里绝对没有康维他们一伙曾在此逗留的迹象。”

“那么康维最后来到重庆该怎么解释呢？”

“只能解释他是四处游荡，游荡到那里侥幸生还的。总之，到了重庆，我们又被种种蹊跷之事纠缠不清。关于这事，教会医院的那些修女倒是很坦率。那么，西夫金听到康维弹起肖邦的练习曲何以如此激动，”卢瑟福停了停，饶有意味地接着说，“这倒真的是一个可以对各种可能性作出考量的线索。当然如果你不接受康维的故事，那就是说你怀疑他神智是否正常，但另一方面，他也有可能是完全坦诚的。”

见他中断了叙述，似乎想让我谈谈看法，于是我说：“你也知道，战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但有人说战争让他变了许多，正像多多少少改变了所有的人一样。”

卢瑟福点头：“没错，他确实变了不少，这无可否认，你不能强求一个小伙子在经受三年身体和精神的磨难之后还能同原来一样。我知道有人会说，他连皮都没伤着就过来了，可他的创伤……其实是在心里啊。”

我们接着谈论了一会儿战争及其对不同人造成的各种影响，最后他忽然说：“对了，有一件事我必须提一提。从某种角度说，这可是最叫人感到奇怪的一点。”

“那是我在重庆那个教会医院调查时，修女们尽量帮我收集康维的情况。但他们也不记得多少了，尤其是，他们那会儿正忙着抢救一位高烧传染病人。我问他们康维是怎么到这家医院来的，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什么人发现他病了把他送来的。然而，他们无法确切地回忆起来，毕竟已间隔很长一段时间了。就在我要放弃调查时，一个修女突然不经意地说：‘我想起来了，医生好像说他是由一个女人带来的。’可是这个修女又说那个医生已经离开教会医院到上海去了。这样，我又追访到上海，想方设法弄到他的地址，好不容易才见到了那个医生。日军的空袭刚过，到处是惨不忍睹的场面。说实话，德军对伦敦的空袭比起日本人对上海的狂轰滥炸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正在忙于救护伤员。因为在第一次到重庆时就见过面，他还是很客气地接见了我，明白我的来意后，立马说他记得那个丧失了记忆力的英国病人。我问当时是不是一个女人带他去的医院？他肯定地回答说是一个中国女人。后来我又问他是否记得这个女人任何可提及的特点。他回答有，他说那个女人当时自己也得了伤寒，并且几乎是一到医院就死了，其他就都不清楚了……就在那时，抬进来一大批伤员，我们的谈话中断了，他们被放到排满过道的担架上。话已说得差不多了，我也不想再占用那位医生的时间，外面枪声响成一片，催促着他有很多的事要做。而当他又回到我身边时，就是在这样恐怖的时候，他看上去却十分振奋。我壮着胆子提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个中国女人，您记得她年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