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5/6页）

理查德森太太的母亲卡洛琳出生于1931年，那时候的西克尔变得更像城市，但田园风光还在，当地已经有了九所小学和一座红砖结构的高中（刚刚竣工）。新落成的豪宅比比皆是，但每一座都是严格按照当地的住宅风格和颜色规则建造的，并且受到“未经邻居同意，九十九年内不得卖给任何人”的规定限制。居民们认为，规则与秩序不可或缺，是保持社区团结美丽的前提。

西克尔当然非常美丽，草坪与花园随处可见，居民义务不可推卸——定期清除杂草，只能种花，不能种菜。那些足够幸运、能够在西克尔居住的人自然认为这里是全国最好的社区，而且路不拾遗——某位居民在马路上丢失了价值上千美元的钻石婚戒，服务部门立刻派出铲雪车，把路边的雪堆原封不动地铲走，运到市政车库，用热灯烤化，找到了戒指。卡洛琳小时候，夏天常在西克尔的湖边野餐，冬季会去市区的溜冰场滑冰，圣诞节表演合唱。她在西克尔广场的电影院看过《南方之歌》和《安娜与国王》，遇到特殊的日子——比如她的生日——父亲会带她到斯托弗餐厅吃龙虾大餐。十多岁时，卡洛琳成为学校行军乐队的鼓手，在独木舟俱乐部的停车场，她遇到了几年后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孩。

在这个完美的地方，她过着自己能想象到的完美生活，西克尔高地的每个人亦有同感，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觉得其他地方是不完美的。当“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小石城九人事件”在别处掀起轩然大波时，包括卡洛琳在内的每一个西克尔居民都充满了优越感。毕竟，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睿智、周到、富有和开化的居民，保持榜样地位、启发他人是他们的责任；作为精英阶层，他们有义务将自己的福祉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卡洛琳的母亲就总是提醒女儿要多为他人的需要着想，她本人更是亲力亲为，组织圣诞节玩具慈善捐赠，加入当地儿童权益维护协会。在她的监督下，协会编写了一本营养食谱，销售食谱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用途，她还把自己制作糖蜜饼干的独家秘方贡献了出来。每当外部世界出现的麻烦——比如某位黑人律师的家里被人放了炸弹——被西克尔人所感知，他们会立刻用行动表明这种事不会出现在西克尔，比如成立邻里互助协会，鼓励社区以西克尔特有的方式融合：向白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黑人邻居中间，向黑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白人邻居中间；制定规则，禁止白人家庭卖房子，以防白人居民搬离，这条法令实行了几十年，始终不曾废除。卡洛琳——作为拥有房产的白人和带着一岁的理查德森太太的年轻母亲——积极响应，立刻加入了新成立的“社区融合促进协会”。几年后，她驱车五个半小时，把女儿放在后排座，前往华盛顿，加入“工作与自由大游行”，声援黑人。理查德森太太永远记得那一天：阳光照得她睁不开眼，参加游行的人挤在一起，大腿碰大腿，汗水蒸发的白雾从人群中升起，华盛顿纪念碑屹立在远处的地平线，像一枚意欲穿透云层的长钉子。她两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生怕两人会被人潮冲散。“多么壮观啊，”她母亲望着远处说，并没有看向身边的女儿，“记住这一刻，埃琳娜。”埃琳娜记住的是母亲脸上的表情——把世界变得更完美的渴望，似乎这件事与拉小提琴异曲同工，只要适当调整琴弦，就能奏出美妙的旋律，正如她母亲深信的那样，只要足够努力，世上就没有什么难事。

然而，作为敬畏秩序与规则的第三代西克尔人，埃琳娜却对母亲坚信的理念产生了怀疑。1968年，十五岁的她打开电视，发现混乱如野火燎原，席卷全国。马丁·路德·金一马当先，鲍比·肯尼迪紧随其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芝加哥、孟菲斯、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先后乱成一团，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不安宁。她的内心深处同样燃起一股小火苗，这道火焰后来还蔓延到了伊奇身上，但伊奇的母亲知道火苗出现的原因：它象征着为公义而战，与不公正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电视上的画面仍旧让她担忧：杂货店陷入火海，屋顶冒出浓烟，火焰吞噬墙壁，被砸碎的窗户的锯齿状边缘像暗夜中的野兽露出的獠牙，荷枪实弹的士兵走过药店和洗衣店，坏掉的交通灯下是阻塞十字路口的吉普车……难道只有烧掉旧的，才能得到新的？她脚下的地毯很柔软，屋里的沙发有着美丽的玫瑰图案，屋外的喂鸟器上站了只咕咕叫的鸽子，一辆庄严大气的凯迪拉克缓缓停在街角，再看看电视屏幕，她很想知道哪一个才是现实世界。

第二年春天，反战抗议爆发时，她并没有开车过去加入他们，而是给当地报纸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呼吁停止战争，她在背包上缝了一个和平标志，在头发上别了几朵花。

她没有参加抗议并非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西克尔高地更推崇务实精神，不做无用功，实用主义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像一床沉重的厚毛毯，让她裹足不前。假如跑到华盛顿加入那些抗议者，她要在哪里过夜？如何保证安全？别人会怎么看她？她会不会被学校开除？将来上大学会不会受影响？高三那年春天，某天的历史课结束后，杰米·雷诺兹把她拉到一边。“我打算辍学，”他说，“去加利福尼亚，跟我来吧。”自七年级起她就很崇拜杰米，当时杰米在英语课上称赞了她写的一首十四行诗，现在即将十八岁的他留着一头长发和落拓不羁的络腮胡，一副鄙视权威的派头。他说，他俩可以住在他的大众面包车上。“就像野营一样，”他说，“比野营还要好的是，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她非常想和他一起去，而且做梦都想亲吻他那张微笑起来有些腼腆的脸，可他们用什么买吃的？在哪里洗衣服？怎么洗澡？她父母会怎么说？邻居、老师和朋友们又会怎么看？她亲了亲杰米的脸颊，哭了起来。后来她再也没见过他。

几个月后，进入丹尼森大学的她和同学们坐在公共休息室看电视上的越战征兵抽号直播，杰米的生日——三月七日——被列入征兵范围。这么说，他会成为第一批受到征召的人之一，她想，不知他现在去了哪里，是否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他会应征入伍还是逃跑？坐在她旁边的比尔·理查德森用力握着她的手，他的生日是最后一批被抽中的，不过，他还没有毕业，可以延期服役——她意识到，他是安全的，等他们毕业时，战争极有可能早已结束，她会和他结婚、买房子、安定下来。她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她和杰米结束了，小火苗也早就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