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4页）

其他一切她都可以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包括新婚之夜的那场灾难。她告诉我，她的几位女伴教她如何在床上把新郎灌得烂醉如泥，如何装得十分害羞好让他把灯关上，又怎样用明矾水濯洗下身以伪装贞洁，怎样把红汞药水染到床单上，以便第二天晾到新居的庭院里。然而，有两件事这些拉皮条的女人未曾考虑到：一是那晚巴亚尔多·圣罗曼坚持不肯多喝，二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由于母亲的严加管教，内心依然保持着纯良正直。“她们教我的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太下作，不该那样对待任何一个人，更何况是那个不幸娶了我的苦命人。”于是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脱得一丝不挂，拋开了已经摧毁她的生活的种种恐惧。“非常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去死。”

她毫无羞愧地讲述自己的不幸，实则是为了掩饰另一种不幸，那真正的不幸灼烧着她的五脏六腑。在她向我吐露之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巴亚尔多·圣罗曼在把她送回娘家的那一刻，就永远地留在了她心上。那对她是致命的一击。“妈妈动手打我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想念他。”她告诉我。抽打仿佛不那么疼了，因为她明白那是为他而受的苦。躺在餐厅的沙发上抽泣时，她还在想着他，连她自己也有些惊讶。“我不是因为挨了打才哭的，跟所有那些都没关系，”她告诉我，“我是为他而哭。”母亲把蘸着山金车酊的纱布敷到她脸上时，她仍在想念他；甚至当听到街上喧嚷嘈杂，钟楼上钟声大作，母亲进门来告诉她可以去睡觉了，因为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时，她还一直想着他。

她不抱任何幻想地思念了那个人很久，直到有一次陪母亲到里奥阿查的医院检查眼睛。她们路过港口宾馆，因为与老板相熟，普拉·维卡里奥便走进去在吧台要了一杯水。她背对着女儿喝水时，安赫拉·维卡里奥在大厅的组合镜里瞧见了自己的心上人。她深吸一口气转过头去，看见他擦身而过却没有发现自己，然后目送着他走出了宾馆。她心碎地回过头来看了看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已经喝完那杯水，用袖子抹抹嘴唇，戴着新眼镜站在吧台前朝她笑了笑。从那笑容里，安赫拉·维卡里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可怜的女人，全心崇信着她自身的缺陷。“都是狗屎。”她自言自语道。她心烦意乱，回家时放声唱了一路，进门就扑倒在床上，一连哭了三天。

她就此重生。“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彻底地发了疯。”她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在大海潮涌间能听见他的呼吸，半夜躺在床上因为感觉到他滚烫的身体而惊醒。那个周末，她片刻也不得安宁，提笔给他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封中规中矩的便笺，她在信上告诉他，看见他走出了宾馆，如果他也看见了她，她会很高兴的。她坐等回信，却不见音讯。过了两个月，她等得累了，便又写了一封与上次一样含蓄的信，似乎只是为了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寄出了六封信，都没得到回音，但她安慰自己说他肯定全收到了。

安赫拉·维卡里奥第一次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她发现原来爱与恨是一对同消共长的激情。寄出的信越多，她情感的炽焰就烧得越旺，对母亲那令人快慰的怨恨也就越发强烈。“看见她，我胃里就直翻腾，”她告诉我，“可每次又总让我想起他。”被退婚后的生活就像单身时一样乏味，她常跟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就像从前叠纸鸟、用碎布做郁金香一样，不过等母亲就寝后，她就躲到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到天亮。她变得头脑清醒，自信笃定，不仅成了自己意志的主人，还重新变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处女。除了自己，她不再承认任何权威，除了自己的痴念，她不再受任何他物驱遣。

她在半生的时间里，每个星期都要写信。“有时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边说边露出一丝微笑，“但一想到这些信他都收到了，也就知足了。”一开始是订婚男女的信笺，后来变成秘密情人的字条、一见倾心的爱侣喷洒香水的卡片、讨价还价的备忘录、爱情记录，最终成了被拋弃的妻子谎称身患重病强迫丈夫归来的责难书。一天晚上，她心情不错，墨水洒在了写完的信上，她不仅没有撕毁，还添上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的爱，随信寄上我的眼泪。”有些时候她哭累了，也嘲笑自己的疯狂。邮差换了六拨，她每次都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同谋。她唯一没有想过的就是放弃。然而，他似乎对她的狂热毫无知觉，她的信像是写给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第十个年头一个多风的清晨，她突然感到他赤裸着躺在她的床上，这种真实而清晰的感受将她惊醒。于是她给他写了二十页炽烈奔放的信，毫不羞怯地讲述了自那个不祥的夜晚以来在她心中慢慢溃烂的苦楚。她讲起他留在她身上的永难消除的伤痕，他舌尖的咸味，他那非洲人般的阳具侵入她身体时的炽热。礼拜五她将这封信交给女邮差，这位邮差每礼拜五下午来陪她绣花，然后将信件收走。她相信最后这一次放纵肯定能终结她的痛苦。但是仍旧没有回信。从那时起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是写给谁的，却依然持续不断地写了十七年。

八月的一个午后，她正和女友们一起刺绣，忽然听见有人走到门外。看也不用看，她便知道是他来了。“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处的东西也要戴上老花镜了，”她对我说，“可那是他，妈的，是他啊！”她感到心慌意乱，因为她知道他眼中的自己一定像自己眼中的他那样衰老，而她觉得，他心中的爱意未必像她的爱那般坚韧。他身上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就像第一次在晚会上与她相遇时那样；他还是系着那条皮带，挎着那只镶有银饰、如今接口已脱线的牛皮背囊。巴亚尔多·圣罗曼向前迈了一步，没有理会旁边那几位诧异的女友，将背囊放在绣花机上。

“好吧，”他说，“我来了。”

他带来的一只行李箱中塞满了准备留下来穿的换洗衣物，另一只一样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信件按照日期码放得齐齐整整，每一捆都用彩色绸带系好，一封也没有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