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第3/6页）

为了安慰贝娜，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我去了她家。他们把小家收十得很舒适，什么东西都井井有条。屋子的四墙刷得雪白，窗户两侧靠墙立着两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工业技术手册、人物传记、小说和医药书籍。客厅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具衣帽架，上面挂着保文在结婚前给贝娜买的红色羽绒大衣。另一个角落里摆着落地灯。在房间的另外一头是一对同墙壁隔开、等距离分放的矮凳，上面摆着两盆盛开的鲜花，一盆是仙客来，另一盆是月季。靠近内墙是一张橘黄色人造革的长沙发，旁边是一只黄色的痰盂。靠着外墙立着一个柞木柜子，柜顶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

这个家庭整洁得令我吃惊，特别是屋里的砖铺地板，整整齐齐的，还涂了鲜红的油漆。就是我老伴也不能把家收十得这么干净。贝娜是个邋遢女人，这些不用说都是保文做的。他不在家，这屋里已经能看出贝娜没有条理的生活习惯—一个角落里散乱地扔着空面袋和脏衣服。我喝着她给我沏的茶，说：“贝娜，我真替保文难过。想不到他这么没出息。”

“不，他是个好人。”她的一双圆眼睛直直地放着光，看着我。

“你咋还说这话？”

“他对我一直很好。”

“可是他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是吧？”

“您这话是啥意思？”

我只好直说了：“他不经常同你过夫妻生活，对吗？”

“噢，他要练功，不能做那事。他说，要是他同一个女人睡觉，他这么多年练的武功就全废了。他师傅从一开始就叫他避开女人。”

“那你也不恼？”我被她弄迷煳了，心里说，真是个傻丫头。

“这有啥关系？”

“再怎么说你俩也同过几次床吧？”

“没，我们没有过。”

“你说什么？一次也没有过吗？”

“没有。”她的脸红了一下，把头扭过去，手指捻动着耳垂。

我的头“嗡”地一下晕眩起来。结婚八个月了，她竟然还是个处女！而且居然毫不介意！我端起杯子，灌下一大口茶水。

一阵沉默。我们两人都转过身去看电视上的晚间新闻。我的脑子木木的，根本不知道女播音员在说些什么，好像是关于中国和越南在边境闹冲突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我说：“出了这样的事我心里也不好受。要是咱们早知道就好了。”

“叔，您也别难过。他比那些正常的男人强多了。”

“咋会呢？”

“现在的男人哪个能离开漂亮女人，可是保文只想有几个哥们。这有啥不对的？这样最好，我不用担心咱们厂里那些不要脸的破鞋去勾引他。他连看都懒得看她们一眼。他不会有生活作风问题。”

我差点要笑出声来，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向她解释：保文也能同男人发生性关系，他现在被公安局拘留恰恰就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但转念一想，还是让她继续这样想吧。她现在也够烦心的了。

接下来我们商量着帮助保文的办法。我让她写份报告，强调保文是一个如何体贴她的好丈夫。她当然不能提他们俩没有性生活。另外，从现在起，不管厂里的同事们说的话如何难听，她都不要回嘴，只当没听见。

当天夜里我跟老伴说了贝娜的那些可笑的想法。她笑了，说：“同一般的男人比起来，保文确实不错。贝娜可不傻。”

我求苗科长和公安局的另外一个负责干部对保文能够从宽处理。我给他俩每人送了两瓶“金奖白兰地”和一张购买“蝴蝶”牌缝纫机的票证。他们倒是愿意考虑，但是没做任何保证。这些日子我急得晚上睡不好觉，老伴怕我又犯胃溃疡。

公安局终于在一天早上打来电话，同意我们厂的提议，把保文移送到西郊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条件是由我们厂负责所有费用。我立即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后来听说，市里的监狱根本没有地方容纳这二十七个同性恋犯人，因为不能把他们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需要单独徒刑，所以最后只有四个人被判刑进了牢房。其他人或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如果他们的工作单位同意付医疗费用），或是被送进劳改农场进行改造。这些同性恋犯人中有两名共产党员没有被判刑，但是被开除党籍。这种处罚也够厉害的了，因为他们的政治生涯永远结束了。

我放下电话，马上到组装车间去找贝娜。她听到这个好消息迸出了泪水。她立刻跑回家，装了一旅行袋保文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然后和我一起去公安局。我骑着自行车，她坐在车后的架子上，怀里像抱孩子那样抱着旅行袋。去城里正好是顺风，自行车走得飞快，我们在保文去精神病院之前到了公安局。他正在大门口等车，身旁站着两个警察。

他脸上的伤已经好了，看起来又很精神。他冲我们微笑着，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请你们帮个忙。”他瞟了一眼远处，一辆深绿色的面包车拐过街角，朝我们开过来。

“你要说啥？”我问。

“别跟我妈妈说这事。她上了年纪会受不了。求求你们，别告诉她！”

“她要问起来我们说啥呢？”

“就说我有点精神分裂，是暂时性的。”

贝娜再也忍不住眼泪，大声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让她知道的。你要多注意身体，快点治好病回家来。”她把旅行袋递给保文，他默默地接了过去。

我冲他点点头，表示我不会泄露这个秘密。他微笑地看着贝娜，又转过脸对我笑笑。不知道为什么，他脸上的表情竟变得十分甜美—妩媚而诱人，好像那是一张神秘的女性的脸。我眨眨眼睛，心里一阵迷惑：他真的是个男人？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他真的是个女的，一定是个美人—高个儿、苗条、骨肉匀称，还带点慵懒的神情。

面包车“吱”的一声停在我们面前，打断了我的思路。保文爬上车，两个押送的警察也跟了进去。我绕到车的另一侧，握了握他从车窗里伸出来的手，说我下星期去医院看他。另外，他如果需要啥东西，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冲着开走的面包车挥手告别。车轮上的防滑链咔咔地碾过雪地，扬起细细的雪块。司机按下喇叭，震得人耳朵生疼。车子左拐弯，就从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消失了。我刚跨上自行车，一阵劲风吹来，差点把我从车上掀下来。贝娜跟我走了二十多米，然后跳上自行车的后架，我们朝家骑去。她可真沉啊。老天爷，幸亏我骑了辆“大金鹿”，是那种最结实的自行车。

第二个星期，保文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说，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不那么焦躁了。他的声音确实听起来很平静。他让我来的时候给他带几本书来，特别是他那本《百科知识全书》。这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大部头的、发行量很少的工具书。天知道他从哪儿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