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基督徒的行为（第3/16页）

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想到的只是具体的行为，我们就可能助长三种错误的观点：

（1）我们可能会认为，只要所做的事情正确，做事的手段、理由都无关紧要，愿不愿做、是高高兴兴还是闷闷不乐地做、是出于舆论的威慑还是为了事情本身去做，都不重要。但是事实是，出于不当的原因作出的正当行为无助于“美德”这种内在品质的建立，这种品质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那位水平不高的网球选手重击一球不是因为他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而是因为生气，这一击可能偶然帮他赢了这场比赛，但是不会帮助他成为一名可靠的选手。）

（2）我们可能认为上帝只要求我们遵守一套规则，而他要求的实际是具有特定品质的人。

（3）我们可能认为“德性”只对于今生必要，在彼岸世界我们无需正义，因为在那里我们无需为什么争吵，也没有危险，所以无需勇敢。确实，在彼岸世界可能没有场合需要我们作出正义或勇敢的行为，但是随时随地我们都要做正义的人、勇敢的人，我们只有今生作出正义或勇敢的行为，才能成为那样的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没有具备特定的品质上帝就不允许你进入他的永恒世界。关键在于，人自身之中若连这些品质的萌芽都不具备，任何外在的条件都不可能为他营造“天堂”，也就是说，不能使他们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深深的、强烈的、稳定的幸福感到满意。

社会道德

对基督教关于人际关系的道德我们需要澄清的第一点是：在这方面基督没有倡导任何全新的道德。新约的金规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实际上是对众人都认可之事的一个总结。真正伟大的道德导师从来不引进新的道德观念，只有江湖骗子和怪人才会这样做。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相对于教导来说，人更需要不断的提醒。”每一位道德导师的真正职责都是反复不断地将我们拉回到那些古老而朴素的原则中来（这些原则是我们都渴望回避的），就像把马拉回到它拒绝跳越的篱笆前，把孩子拉回到他想要逃避的那部分功课前来一样。

第二点需要澄清的是：基督教没有，也不声称自己有一个详细的政治计划，要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一点在具体的时间应用到一个社会中。基督教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基督教面向的是所有时代的整个人类，适合一个时代或地区的具体计划对另一个时代或地区未必适合，总之，基督教不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基督教告诉你要给饥饿的人提供饮食，但不教你如何烹饪；它告诉你读圣经，但不教你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甚至英语语法。基督教无意取代、废除普通的人文学科和科学，毋宁说，它是一位指挥，如果愿意服从它的调度，它会给这些人文学科和科学分配恰当的任务。它还是力量的源泉，赋予它们新的生命。

人们说“教会应当领导我们”。如果他们对教会和领导的理解正确，这句话就对，如果理解错误，这句话就不对。他们所说的教会应该指在行为上实践基督教导的全体基督徒；“教会应当领导我们”应该指一些基督徒，那些具备合适才能的人，应当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当是基督徒，他们在政治和经济学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以实施“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为目的。倘若这一切真的实现，其他的人也乐意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基督教解决我们各自社会问题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当人们要求教会领导时，大多数人的意思是希望神职人员提出一个政治计划。这是愚蠢的。神职人员是教会内部接受特殊训练的一批人，他们专门负责有关我们永生的事务，而我们却叫他们从事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们没有接受训练。这项工作实际上应该由我们平信徒来承担。将基督教的原则应用于工会工作或教育上，这应该由身为基督徒的工会领导或校长来做，正如基督教文学由基督徒小说家和戏剧家创作，而不是由主教们业余时间聚集在一起创作一样。

尽管如此，新约（虽未详细描绘）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一个全面的基督教社会的面貌。这个社会中有些东西也许我们不能接受。新约告诉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吃闲饭或不劳而获的人，不做工者不得食。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每个人的劳动都会生产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生产愚蠢的奢侈品，然后再用更加愚蠢的广告劝诱人去购买它们。在这个社会没有人“摆阔气”、“摆架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督教社会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左翼”社会。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始终主张服从（以及表示尊敬的外在行为），主张人人服从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孩子服从父母，妻子服从丈夫（这一点恐怕很不受欢迎）。第三，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社会，到处充满着歌声和欢乐，在这里人们视忧愁和焦虑为错误。礼貌是基督徒的美德之一，新约不喜欢所谓的“好管闲事”之人。

假如确实存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你我在参观之后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我们会觉得它的经济生活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先进的”，但是它的家庭生活和行为规范却很传统，甚至有些仪式化、贵族化。我们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但是恐怕很少有人喜欢它的所有方面。如果基督教是人类这台机器的总规划，人们对它作出的反应可能亦如是。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偏离了这个规划，对它进行了修改，都企图证明修改后的规划就是原始规划本身。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凡属真正基督教的东西都经过了这样的修改，每个人都为其中的一小部分吸引，想要挑取这部分，放弃其他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为什么为截然相反的目的而战的人都说自己在为基督教而战的原因。

还有一点。古希腊的异教徒、旧约中的犹太人、中世纪伟大的基督教导师都给了我们提出忠告，告诫我们，借贷不要取利。但是现代的经济制度完全违背了这一忠告，这（我们称之为投资）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未必说明我们错了。有些人说，在摩西、亚里士多德以及基督徒一致主张禁收利息（他们称之为“取利”）的时代，他们没有预见到股份公司的出现，只考虑到个体的放债人，因此，我们不必在意他们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最终的发言权，我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投资制度是否该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景况负责，正是在这点上我们需要基督徒经济学家。但是，我若不告诉你，作为我们整个生活基础的那个东西在三大文明中都一致（至少乍看起来如此）遭到谴责，我便是在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