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古典”风格的起源（第5/5页）

与西部和南部民族的密切关系不是仅仅在交响曲里才得到显著体现的。约梅里在斯图加特创作的歌剧（以及后来格鲁克的歌剧）也在法国歌剧的影响下变形、复苏。这种影响是他的老师卡尔·尤根公爵作为示范强加在他身上的。德国小歌剧，德国喜歌剧的摇篮在巴黎；魏斯（Weiss）在此看到、听到了法瓦特（Favart）的小型作品，并把这类作品移植到德国。新德国艺术歌曲受到法国范例的启发；拉姆勒和舒尔茨明确声明了这一点，后者还继续用法语创作这种歌曲。泰勒曼受到的训练更多是法国式而不是德国式的。他首先认识法国音乐是于1689或1699年间在汉诺威的希尔德海姆中学；第二次是1705年在索朗。当时他贪婪地吞食着蒂利、康普拉和其他大师的作品，而且“几乎完全献身于他们的风格，以至两年之内他创作了多达两百部的法国序曲”。他第三次认识法国音乐是在艾森那赫，J. S. 巴赫的家乡。此地在1708—1709年间是法国音乐的中心（让我们记住这点）；潘特里奥·黑本施特莱特在此地已经“按照法国的方式组织了公爵教堂的唱诗班”。根据泰勒曼的说法，此举非常成功，以至“超过了巴黎歌剧院著名的乐队”。1737年的巴黎之旅最终使德国人泰勒曼变成了一名法国式的音乐家。当他的作品成为巴黎清唱剧歌手的保留曲目时，他本人正在汉堡展开一次赞同法国音乐的热情宣传。从这位新风格的开路先锋在自传（1729年）里作如下声明时的平静中，我们体会到这一时代的独特性：

“至于我的多种音乐风格（他没有说‘我的风格’），已经广为人知了。首先是波兰风格，其次是法国风格，最重要的是意大利风格；我创作了大量此类风格的作品。”

在这些仓促的评语中，我无法特别强调某些影响，尤其是波兰音乐的影响。波兰音乐很少被考虑在内，尽管它的风格为那个时期的音乐大师们提供了许多灵感。但是，我希望澄清的是，新德国乐派的领袖尽管被灌输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但仍然沉浸于跨越所有德国边界的外国影响之中——有捷克的、波兰的、法国的及意大利的。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是一种必然。德国音乐，尽管声势浩大，但一直流传缓慢。其他国家的音乐——例如法国的音乐——主要需要的是营养，它需要燃料来推动自身。德国音乐缺少的不是燃料而是空气。十八世纪的空气当然并不稀薄；而是太浓，因而处境尴尬；烟囱被堵住。若不是泰勒曼、哈塞、施塔米茨及他们的同类人打开这扇门——朝法国、波兰、意大利和波西米亚开启这扇门——并引进一股强大的气流，音乐之火可能早已熄灭了。德国南部，莱茵河流域，曼海姆，斯图加特和维也纳是新艺术形成、发展的中心；从一直对新音乐运动怀有敌意的北德人的嫉妒中，我们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并不是出于卑鄙的想法才去贬低十八世纪末期古典德国艺术的伟大并指出外国影响和因素对德国音乐的作用。外来作用是必要的，目的是使德国古典艺术能很快成为世界性的东西，而事实也正是如此。狭隘、自大的民族主义从未将艺术带到统领地位。恰恰相反，它将很快造成艺术的消耗和死亡。如果艺术要强壮，有活力，它不能胆怯地在一个流派中找到庇护；它不能像在盆里生长的树木那样在温室中找到避难所；它必须在自由的土壤里成长，无所束缚地将根延伸到任何可能汲取养分的地方。心灵必须吸收世界上所有的养分。尽管如此，它仍须保留民族的特征。但是它的民族特征不会被挥霍耗尽；除非它只靠自身提供的营养。让新的东西注入其中，加上它已经吸收的异族成分，它会赋予这一新生命一种辐射全球的力量。其他民族在新生命中看到了自己；他们不仅向它的胜利鞠躬致敬，而且热爱它，与它成为伙伴。这种胜利成为一种艺术或是一个国家能宣布拥有的最伟大的胜利：人性的胜利！

在类似这样为数不多的胜利中，音乐界最高尚的例子之一是十八世纪末德国的古典艺术。这一艺术已经成为所有人的财产和食粮；全欧洲人的财产和食粮，因为所有民族都参予其中，向里面注入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为什么格鲁克和莫扎特对人们来说是如此亲切；理由是：他们属于我们所有人；德国、法国、意大利都为缔造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民族做出了贡献。

注　释

〔1〕　Democritus，公元前460—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译注

〔2〕Heracleitus，公元前540？—4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译注

〔3〕　Orpheus，一译“奥菲士”或“奥菲欧”，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译注